张墨宁
国际环境越是充满不确定性，越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国内改革，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输入了改革的外部动力。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经济发展与改革是两大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稳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主线，2017年重点领域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金融体制改革都将加快步伐。
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使得改革尽快落地，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Q&A
N-南风窗
Z-赵昌文
未来经济要经历调整和恢复两个阶段
N：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GDP预期目标增长6.5%左右，比去年的实际增速有所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不是给经济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致使有些改革的步骤也跟着慢了下来？
Z：6.5%是根据“翻番”目标倒推的年均必要增长率，也是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基本条件的。最近，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要坚持持久战战略。持久战是一套推动经济形势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安排。为此，首先要坚持增速阶段论，以便实现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的矛盾统一。所以，不要单看一个年度，而要放在一个时段看待增速的变化。从中长期看，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这两大核心优势，经济前景向好，经济不会崩溃或长期停滞。短期内，由于杠杆率快速攀升并且已达较高水平、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且企业效益显著下滑等重大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不可能反转也不应追求反转。
我们可以把未来的5～1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调整阶段，一个是恢复阶段。其中，调整阶段以消除经济污染、优化经济生态为战略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增速目标适当低一点是可以的。在恢复阶段，由于经济生态得以修复，增速目标一定会相对较高，这样，既可以确保“翻番”目标的实现，也可以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总体而言，经济增速下行给经济改革带来的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一方面，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向改革要动能，以改革促发展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下行更充分暴露了原有发展模式的缺陷及现有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共识，打破过时的观念及既得利益的束缚，积累改革条件，使改革更具可行性。
治理金融业的“过度繁荣”
N：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脱实向虚迹象。宽松的流动性在股市、债市及房地产市场循环，各类资产价格泡沫轮动出现，但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却一直非常薄弱。这一整体的经济局面应该如何看待？
Z：金融业发展的立身之本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只有基于这一原则，金融业自身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即“竞合”关系。
我们应该看到，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发展滞后时，就难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会对制造业和非金融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当金融业发展过度，特别是表现出很强的攫取性时，人力资本、资金、企业家精神等创新要素都会源源不断地从实体产业部门中流入金融业，从而削弱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力。理想的状态是二者之间达到一个“共容”甚至“共荣”的结构。
资金“脱实向虚”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典型体现，对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在于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金融改革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例如，对于利率市场化，该放开的在形式上确实已经放开了。但是，放开价格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全部完成，还涉及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即金融資源的配置机制问题。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基于市场的完整、合理、均衡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另外，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性还不够，而实体经济部门除少数行业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转型要求金融市场的结构更加竞争化、更加市场化，所以，金融机构准入方面的改革需要继续加快。
一直以来，我们对民营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寄予了很高期望，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目前这种金融生态圈里，单靠几家体量仍比较小的机构很难改变市场结构。从现在的效果来看，民营银行的“鲶鱼效应”还没有完全在市场上发挥出来。
除了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需要降低外，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存在的资产替代限制也亟须解决。所谓资产替代限制，即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目前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和交融性不足。金融体系的竞争不仅包括银行体系内部的竞争，还包括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竞争。我国目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OTC（场外交易）市场，但A股上市公司数量尚不够多，总市值不够大，上市速度也比较慢，包括债券融资在内的直接融资比例还比较低。未来，应该让更多的大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当这些大企业、大客户逐渐从银行体系转移出来或者减少信贷需求时，银行的触角也会主动下沉来服务中小型企业。
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讲，要解决一个“父爱情结”，即监管机构如何能够真正严格地按照监管规定进行监管。
N：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出现了失衡，现在多把板子打到了金融业的身上，实体经济面临困难，是不是不能完全苛责金融领域的问题，如何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
Z：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已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构成了严重挑战。从辩证法的方法论看，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当然既有金融的因素，也有实体经济的因素，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毫无疑问是金融业。因为，即便与所谓的以金融立国的英美相比，中国的金融业也是过度繁荣的。比如2015年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8.5%和8.4%，而英美在2015年仅略超过7%。
不能将目前舆论对金融业的反思理解为对金融的过度苛责。在长期以来的金融中心主义或金融强国论的氛围下，金融业已经过度繁荣，对实体经济构成了严重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不仅仅体现为资金的脱实向虚，更重要的是导致人才和企业家精神“脱实向虚”，这对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驱动是“釜底抽薪”。比如，2016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就职金融业的比重分别高达26.4%和21.2%。
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主要着力点是要治理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将抑制脱实向虚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统一起来，降低金融业和金融活动的回报率。当然，也要通过推进包括“降成本”在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N：《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两会”提案上也有多个声音呼吁，在一行三会之上建立“金融监管委员会”或“金融安全委员会”类似机构。近年钱荒、股灾、债灾、期灾等小型金融危机不断袭击，是否意味着分业监管模式走到尽头？
Z：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2013年的钱荒、2015年夏天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2016年末的债市波动等金融市场上较大规模的风险事件，的确暴露了我们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不足，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管，但是，我并不认为属于金融危机，因为一般大家认为危机指的是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暴露。
一方面，这的确有监管体制或监管协调方面的原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
另一方面，这也有市场乱象的因素，反映了监管漏洞的存在和监管能力的不足。为此，需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从问题导向出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既要从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出发，也要着力于加强监管、提高监管专业性和精细化水平，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
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关键
N：国企是面临高杠杆、高负债和过剩产能压力最大的部门。学界的诸多研究表明，自2009年以来，全部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至2016年上半年已经达到67%，而国企负债在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中的占比则高达70%多。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最大的难点？下一步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Z：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毫无疑问，国资国企改革应该而且必须成为2017年改革的重要任务。
总体而言，国企面临高杠杆或高负债的问题，需要去杠杆。不过有两个事实需要做一些澄清。一是从数据上看，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已有所下降。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为1317174.5亿元和870377.3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1%，较2015年末下降0.2个百分点（2015年末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为1192048.8亿元和790670.6亿元）。二是不能将负债（Liability）与债务（Debt）混同，国企负债在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中肯定低于70%。
供给侧改革着眼于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三去、一降、一补”是2016年的主要任务。2017年作为深化之年，这些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毫无疑问，把国有企业改革与上述工作的推进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甚至也有人提出，国企改革本身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利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为例，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必须与国资国企的改革深度结合起来。既要从短期着眼化解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更要从长期着眼，把去产能的过程作为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真正做到“有進有退”;作为化解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真正实现“轻装上阵”;作为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过程，真正建立“长效机制”。
其次有利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总杠杆率一直在快速上升。
前不久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生产率下降、杠杆率上升、政策空间收窄的“风险铁三角”现象。尽管对宏观意义上的总杠杆率仍有些不同的看法，但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太高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且，这几年还有一个新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加杠杆的速度要快于民营企业。国务院此前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去杠杆的七种主要途径。要从根本上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坚定地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问题。
最后还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投资信心和能力。2016年初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近几年来尚未有过的严重下滑局面，这是自国家统计局2012年正式发布民间投资统计数据以来，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显著下滑，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大幅下降。毫无疑问，恢复民间投资信心和增强民营企业投资能力需要多管齐下，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要下大力气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正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并不认同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难点。两者虽然相互关联，比如去产能、去杠杆无疑需要国企改革的配合，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分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或分类标准。我认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关键有四个：一是加快推进七大垄断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三是加快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产业整合步伐;四是加快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
转型升级需要持续积累
N：制造业需要产业升級这已经是一个共识，但是产业升级的难度很大，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看到成效的。目前最大的障碍在哪里？未来应该如何破局？
Z：近年来，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积极进展，不过仍在攻坚阶段。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有两个：
一是缺乏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行业之间报酬结构的失衡。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和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
产业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时期的持续积累。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为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提供了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就微观企业个体而言，转型升级就是为了维持或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若金融业和房地产投资能够带来与转型升级后相同甚至更高的收益，那么社会就会弥漫着“赚快钱”的氛围，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就会大大削弱，人才、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将脱实向虚，这对于产业升级无疑是“釜底抽薪”。
二是企业缺少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关键技术和高水平人才。转型升级本身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未来中国的产业，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换言之，价值链、附加值、技术水平、竞争力都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所以，关键技术和高水平人才永远都会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政府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有利于企业转型发展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环境决定了企业行为，在一个没有“创新溢价”的环境里，创新的企业还不如不创新的企业效益好，企业就不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及创新;在一个市场不够开放、管理粗放的企业也能获得较好收益而不担心倒闭破产的环境中，企业就不会有很强的管理创新的激励;
二是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从创新投入和创新收益多方面优化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实行税收优惠、补贴等激励措施，大力加强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三是探索建立若干基于市场机制和产学研各方利益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改革和完善包括大学、企业、社会的人才培养制度。
N：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可能发生的贸易、投资、货币政策变化，会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机会还是更多的变数？
Z：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较大，不确定性增多。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总体上看，我认为更多还是机会。一方面，中国是大国，产业体系完整，国内市场巨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韧性强、潜力足，中国要发展首先还是办好自己的事，关键在于通过推动国内改革获得持续的增长动能。国际环境越是充满不确定性，越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国内改革，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环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输入了改革的外部动力。比如，美国“再制造业化”的推动，可能出台的减税政策都会为我国着力于振兴实体经济的相关改革或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真研究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投资限制、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变化，提前研究应对策略，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