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雯++王双兴
“一个人换份工作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呢，何况是一夜之间变成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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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侠决定离家出走。
她裹上羽绒服，往旅行包里塞了钱、吸奶器和纸巾，然后夺门而出。她独自走在石家庄大雪纷飞的冬夜，感觉大风正将头盖骨掀开，寒冷正呼啦啦地往身体里灌。她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济南姐姐家的车票。可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她又始终下不了必走的决心。她怨恨地想：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一个小时前，产后28天的刘侠与丈夫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她问他：“你能不能回石家庄照顾我？”两人结婚十多年，大女儿已经11岁，但因工作原因一直两地分居。二胎政策开放后，一直很喜欢孩子的刘侠很快就怀孕了。她原以为这一次的生产和康复会像之前一样順利，可没想到，当她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出现在眼前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绝望。
“女儿11岁，已经可以像朋友一样出去玩了，可现在我又要被这个婴儿束缚住了。”刘侠很矛盾：如果孩子只是一个小动物，那么她可以没太大负罪感地把他遗弃掉，可作为一个母亲，她又必须抚养他。双方父母身体都不好，刘侠几乎一人承担了养育孩子的责任。她觉得人生再无生机了。她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真实与梦境，意识不到饥饿，感受不到睡意，最难熬时就跪在丈夫面前说：“我想把这个宝宝放回肚子里，但是放不回去了。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自杀了。”在刘侠的强烈建议下，丈夫陪她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但按她的叙述，即便她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他也只是“坐在那里，不可思议地听着我和心理医生的对话，无关痛痒又置身事外的样子”。
争吵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刘侠一次又一次“你能不能回石家庄”的追问后，丈夫终于狂躁地冲她吼道：“你不要总是这样闹，你不要折磨我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坐月子呢？”
在冰凉的火车站坐了三个小时，刘侠看着检票口的人越来越少，觉得精疲力竭又心灰意冷。她走到一家仍在营业的药房，想让自己暖和起来。她试着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如果你不来接我，我就真的坐火车走了。
丈夫回复了，15分钟后把她接回了家。
但这件事在刘侠心里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儿。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丈夫心里，产后抑郁症就等同于无理取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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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分娩之后因生理及心理变化造成的抑郁症，症状表现为紧张、疑虑、内疚、恐惧等，严重者会有绝望、离家出走、伤害孩子或自杀等想法和行动。”
精神病学专家Pitt.B在1968年的《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杂志上首次提出了产后抑郁症这一概念。
当时的研究表明，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8%到10%。200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圣地亚哥大学重新统计，发现该病的发病率提升到了10%至15%。在中国，觉得自己有产后抑郁情绪的产妇多达80%，而最终转化为产后抑郁症的比例则有8%至40%。
近些年，由于产后抑郁导致的家庭悲剧层出不穷。
2017年9月，山东济南一位28岁的年轻妈妈带着八九个月大的女儿在家服毒自杀；2017年6月，一位移民美国的27岁华裔妈妈抛下三个月大的孩子，在费城跳楼自杀；2017年1月，湖南湘潭一位31岁的妈妈带着两岁的儿子和几个月大的女儿跳楼自杀……
今年9月，专注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发布一段名为《看见产后抑郁：丈夫无法逃避的真相》的视频。视频中，六对来自不同领域的新生儿父母分别进行了一场单独的对话。一开始，几乎所有丈夫都认为妻子产后情绪失控是小题大做。其中一位妻子甚至红着眼眶控诉说：“我之前问过你，老公你为什么不关心一下我的精神状态啊？你说，我连自己的精神状态都没关心过。”
根据视频中透露的数据，目前产生抑郁但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产妇比例高达60%，而50%被诊断出来的产妇都没有接受任何治疗，20%的产后死亡为自杀导致，而抑郁恰恰是导致自杀的第一成因。
“好多人对这种状态不干预，生活质量、母婴关系、家庭关系都受到很大影响。有些人不治疗也能恢复，但会埋下隐患，复发风险会很大。”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包括孕期抑郁和产期抑郁）病房主任陈林说。他曾是卫生部产后抑郁管理实用指南项目专家组核心成员，接触过上百个产后抑郁的案例。他说目前产后抑郁症的识别率很低，“很多人不认为这是病”，因而“治疗率很低，更不用谈规范治疗的问题”。
“目前社会对妇女孕产期抑郁、焦虑的关注度虽然有所提升，但总体情况依然很差。”陈林补充说，“不要觉得这个人故意找事或者无病呻吟，不要觉得‘不就生孩子嘛，大家都生，怎么就你表现成这样。最重要的是知道怎么回事。”据他所知，目前没有一个医院为产后抑郁设立专科门诊，也没有专门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的公益组织。
而在长期关注女性孕产期困扰的心理咨询师沈荟馨看来，与其将产后抑郁症看作精神疾病，不如将之视为一种适应障碍。“一个人换份工作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呢，何况是一夜之间变成了母亲。所以需要辅导的不仅是妈妈本人，还有丈夫、同居人。”沈荟馨说。她目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会员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正念认知疗法对产前焦虑干预效果研究”课题组导师。她认为，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母亲都是独自在面对产后困境，而得不到社会资源的支持和来自家庭的关爱和投入。
“中国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就在采访前一天，沈荟馨才遇到一位来自农村的备孕者，“看上去挺粗线条、挺皮实的”，结果做完测试才发现她的抑郁程度已极为严重。“她头婚因为没要成孩子，离了，现在又结婚七个月，全村人都盯着她肚子，她四处求医问药，越急内分泌越紊乱。”沈荟馨说，“你以为农村大姐没有想法、没有意识，但是她知道我难受、我着急，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其实没有人看到她们的需要，她们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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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产后抑郁，想得太多太远，害怕这害怕那……我生下来没奶，已经觉得对不起孩子，生的还是女孩，我有巧克力囊肿，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了，我害怕遗传给她，我也怕她学习不好，我没钱给她上辅导班……想着想着就抑郁了，自卑得不行。”34岁的玟玟说。她是“产后抑郁症交流QQ群”中最活跃的人，患有中度抑郁症加轻度焦虑症，目前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但“效果不是很好”。
每天晚上7点，这个 QQ群就会迎来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候。484位在现实中并无交集的女性因共同困扰结成同盟：身体不适、老公不懂、婆媳不和、心情不好……她们以平均每晚120条的速度刷新着聊天纪录，常用不加标点的短句和激烈的脏话来加强语气。群中话题不外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除了潛伏其中的母婴代购偶尔会跳出来说“别抑郁了，跟我一起卖奶粉吧”。这个群的聊天过程就像周而复始旋转着的陀螺：网友A提出自己的问题，网友B灌下类似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鸡汤，接着对话就会以“熬吧”、“看开了”结束，然后第二天网友C再提出一个相似的问题。
“我现在就想找人倾诉，可是一遍遍地说，自己又一直在那个情绪里。”玟玟主动加了记者的QQ，将烦恼一股脑儿倾泻出来后却又有点不信任，“你不是产后抑郁，估计理解不了。”
事实上，即便是陈林医生都很难解释清楚产后抑郁症的真正病因。他说：“这和其他普通抑郁症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异，都可归为三大块：生物、心理、社会。”
生物因素上，产妇在分娩前后的孕酮、雌激素、皮质醇、催乳素、甲状腺素水平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影响多巴胺的活动，使抑郁情绪有了母体的温床；从心理角度来说，产妇需要经历产褥期心理调适，既要接纳家庭新成员，也要接受自己的母亲角色；而从社会层面而言，原有的家庭关系会因孩子这个“核心利益”的到来而产生变化，从而为产妇的情绪变化提供变量。
犹豫三天才答应接受采访的胡倩目前是一个三岁男孩的母亲。刚生产时，她看着婴儿一圈一圈精细的耳廓，曾觉得非常神奇，可没过多久，初为人母的新鲜就被怨恨取代了。她看着自己剖腹产留下的15厘米的疤，觉得丑陋又恶心；她不想多看孩子一眼，有时甚至会产生怨恨情绪：“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怎么会浑身关节疼、只能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胡倩出生于北京干部家庭，从小家庭条件优渥，丈夫则来自黑龙江一个偏远农村。2009年两人结婚，婚后婆婆只在某个春节来北京住过，可短短几天，消费习惯的鸿沟就显现了出来。胡倩买了一件新衣服，婆婆当面夸好看，转过脸却又和人说：“衣服料子那么普通，还花了四百多。”——因照顾产妇和婴儿的需要，很多原本已不习惯和长辈同居的年轻人被迫进入庞大又琐碎的家庭生活，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被迅速放大。每次当婆婆用浓重的东北话逗孩子时，胡倩总会提心吊胆：以后孩子口音太重怎么办？
她变得越来越钻牛角尖，经常半夜叫醒丈夫，说“这坎我过不去”；单位开会轮到自己发言，她经常激动得发抖或者毫无来由地放声大哭……后来她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和焦虑症。但对于这一点，她的中年男领导总是将信将疑。去年单位曾有一位产妇被内部评为感动人物，事迹是这样的：她在阵痛开始后依然坚守在第一线，完全交接完工作才去医院生孩子。“这是我徒弟。”领导在办公室非常自豪，还特地指着胡倩说，“现在的女孩子都太娇气……哎，我不是说你啊。”
有一段时间月嫂看胡倩身体不好，就建议她晚上以奶粉替代母乳。没想到这一切被婆婆知道了，她有些愤怒地问媳妇：“你为什么就不能多辛苦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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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的代际矛盾伴随着隐蔽的母乳喂养压力一同降临了。
数十位接受采访的产后抑郁症患者，都提到母乳喂养正在带来不可小觑的焦虑。比如37岁的张晶。
“我坚持用吸奶器吸，坚持了二十多天，每次就可怜巴巴的二三十毫升。那些奶水好的妈妈每次能挤一两百毫升。”张晶穿着浅色纱质上衣坐在一家书吧里对记者说，“孩子没奶吃，就哭。一哭就牵动肚脐往外蹦，老人看了就受不了了……按老家的说法，孩子这样会大肚脐的。那段时间我就很自卑，怎么连奶都没有啊？”
作为一个高龄产妇，张晶曾经历一场“没什么运动，养得像头猪”的保胎行动，等孩子出生，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患得患失。孩子长到三岁时，排便还经常需要借助肥皂头或者开塞露。“还是和奶粉有关系啊。都说喝奶粉火气比较大，我换过好几种品牌，但换多了也不好……”即便现在孩子长得还算健壮，张晶也觉得非常内疚，“当时能多给孩子吃点母乳就好了。”张晶说，母乳营养比较好的想法已经输入了潜意识。“不是你说‘不要这么想就会……还是会这么想，没有能力改变。”
近些年，由于社会宣传和名人倡导，母乳喂养广受推崇。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7月的一场在线问答中曾明确指出：为了实现最佳生长、发育和健康，婴儿在生命的最初6个月应完全接受母乳喂养，即仅食用母乳。它认为母乳是婴儿健康生长和发育的理想食物，亦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在沈荟馨看来，现在对母乳喂养的宣传已经过头了。她曾受某公益组织委托接触过一个棘手的案例：一位产后抑郁的女性在网上发帖，说想跳楼自杀。为给她做心理辅导，沈荟馨来到了北京郊区一幢破旧的楼里。她看见这位妈妈正蓬头垢面抱着孩子喂奶，当即就建议停止哺乳、然后让专科大夫进行药物干预。可就在那一瞬间，她感觉现场的人都投来了反对的目光，好像在说：“不喂母乳喂奶粉，孩子太可怜了。”
“现在网上传的都是母乳喂养到两岁半，但我查过相关文献，世界卫生组织的原文是喂到两岁最好，可以喂到两岁半，我们国家卫生部的相关建议是六个月以前最好全母乳喂养……可现在好像不喂到两岁半，妈妈就是不称职的。所以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是否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当妈妈状况不好的时候还是否一定要母乳喂养？如果妈妈不能成为一个有完整社会功能的人了，还谈什么亲子关系呢？”沈荟馨提倡产后家庭以产妇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她经历了身心的巨大变化”。endprint
不过，这一点在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很难实现。
去年夏天剖腹产生下九斤多巨大儿的王芬芳就经常觉得“父母眼里没有我”。“我没有想到别人对自己孩子太好，其实我会妒忌。”对于父母过于关注孩子的行为，王芬芳一度产生逆反心理。
月子里有一次带孩子出门打疫苗，母亲为外孙挑了半小时的帽子却丝毫没有关注到女儿，王芬芳一生气，索性光着头就出门了。有时孩子哭闹，父亲就会催促她，“你能不能快点给孩子喂奶？”被催烦了，王芬芳就会顶撞：“哭吧，我就不喂，你冲奶粉吧。”到了四五个月时，情绪不佳的王芬芳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睡眠质量也变得非常差。她在APP上约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聊了半小时后就判断对方“没啥水平”，结束了那次求治。
沈荟馨说，现在一说到关爱母婴，其实关爱的都是婴儿。“根本没有人讲一岁到三岁孩子的妈妈应该如何重建自我价值观。”
9月18日，刘侠通过发来一篇长达4400字、名为《我的心》的自述。她在文中写：“在我每天的抑郁症生活里，我很想看到阳光。每次它一出现，我就觉得有了生的希望。”
为了对抗石家庄冬天连绵的雾霾，刘侠托朋友买了30盆绿萝，养在家里。她每天都希望有人来看望自己，却又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在工作单位，她是轻伤不下火线的那种拼命三郎，甚至在娘家人面前，她都不想释放出脆弱的信号。母亲和姐姐来看她时，她还特意打电话给家居公司商量新房如何装修。但在另一方面，她又企图抓住一切救命稻草。在看过一篇名为《让生活继续——走出产后抑郁的孤独荒野》的文章后，她就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作者，给对方发信息求救；她试图在网上找医生，可打开对话框首先跳入眼帘的却是一堆广告；她预约过几个心理医生，可每次都感觉信任被出卖了——她觉得自己无能，也无法体会到做母亲以外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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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是我，还是只是一个妈妈？”沈荟馨提出这样的疑问。她说：“很多人都觉得女人生了孩子就等于母亲，母亲就等于非常爱孩子，但实际上这两个等号都要打问号。”在她接触的两百多个产后抑郁症案例中，很多妈妈都没有意识到产后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很多人受的教育就是要当大家眼中伟大的母亲。”
“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很高，可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男的？”王芬芳坐在北京南三环一家果汁店里翻着白眼说，“很多男的都要求自己老婆怎样怎样，也不看自己配不配得上。”
王芬芳目前是北京某时尚杂志编辑，回归工作以后，她逐渐自愈。不久前她在聚会上见到了一个“丧心病狂育儿”的女同学：孩子出生一年半，她从未离开过，每天晚上7点准时到家，给女儿做辅食，小锅、高汤、三四种材料打碎……
刚开始对照这位女同学时，王芬芳还有些惭愧。她怀疑是不是自己太不上心，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小孩这东西，生出来了得负责，可总归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生活”。对于现在很多流行的育儿观念，王芬芳认为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帖子说小孩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下个帖子就会说被训练的小孩长大了会有心理阴影；这个帖子说你要出去找工作，要做独立女性，不独立你老公就会不要你，下一个帖子就会说孩子需要母亲全程陪伴……”就在家庭内部，现在还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分歧：外公觉得要吃盐，外婆觉得吃盐会中毒……王芬芳懒得管这些事。“我的重点不是把他育成什么样，而是怎样培养让我更省事。”
“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走。一个有了新宝宝的家庭，能不能允许新妈妈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沈荟馨说。她认为，允许多元生活方式存在、不随便动用道德枷锁是给产妇松绑的重要前提。而对于目前网络上盛行的“丧偶式育儿”的说法，沈荟馨认为并不是男性不愿意养育孩子，而是他所生存的环境没有给予这方面的教育。“没人告诉他要怎么做爸爸，而且很多妈妈推波助澜，不愿意放手，就愿意拿老公当儿子养。”
为个案做心理疏导时，沈荟馨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得到的回答经常是：“想要儿子不和我做对，想要老公对我好一点。”有时问到第五遍，对方依然分不清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家庭想要的。在做备孕压力评估时，沈荟馨也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想好做父母了吗？”99.9%的回答都会是：“我应该要了啊。”
“准父母知不知道做父母意味着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孩子？你要孩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在沈荟馨看来，应对产后抑郁的行动要从备孕时就开始，并且要整个家庭共同正视这个问题。她说： “很多女人把自然界赋予女人的权责和自我成长的需求融合了，分不清哪些是环境想要的，哪些是自己想要的。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随波逐流，事后很容易发现自己应付不来。对于新爸爸来说，环境却没有教导他们，除了贡献精子，自己还可以在孕育的过程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家里还有位摆不正心理位置的上一辈，可想而知，所有的压力就朝着新妈妈扑面而来了。”
在名为“孕期产后抑郁互助”的QQ群中，一位叫子诺的36岁网友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境况。作为一个八岁孩子的母亲，她没想过生二胎，所以意外怀孕后的第一反应是放弃。后来丈夫百般劝说，以“我妈可以带孩子”为担保，她才生下了孩子。只是没料到，自己和婆婆育儿理念不合，母亲又身患疾病，抚育婴儿的责任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她害怕面对现实，因而每天都在“应该早点流掉”的悔恨中度过。9月5日，子诺在群里说：“一个人之所以抑郁，是因为他生活在过去，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还得生活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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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抑郁三个月又寻医无果后，刘侠开始着力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她知道不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矛盾，她的病情就不会缓解。她托朋友们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一下子就消散了。
“虽然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了，年纪大了，也找不到像以前那样好的机会了，但我还是有能力的。这让我一下子找回了价值感。”刘侠事后回忆，这是她走出产后抑郁的转机。而在生产九个月后，丈夫也终于承认她患过产后抑郁症，二人关系有所缓和。但刘侠说，产后抑郁症就像被海水冲过的海滩，退潮以后依然会留下印记。
生二胎前刘侠夫妻恩爱，可现在她却逐渐生出一种恨意：“做了十几年夫妻，又生了一个宝宝，我最无奈时，最该帮助我的人却是最不理解我的人。”现在夫妻一有冲突，她就会像祥林嫂一样将以前不愉快的事情拿出来说一遍。身边的熟人也发现了刘侠的变化，她的表情变得很少，“不笑时”眼神都是呆滞的。
王芬芳的情况自然要好很多。她刚剪了齐耳的短发，接受采访的那个周四午后，父母、住家阿姨以及她本人正陪着一岁的儿子学游泳。曾饱受母乳喂养困扰的张晶呢，怀孕时长的50斤肉一直没下去。她画着很舒展的眉毛，皮肤散发出细腻的光泽。但她似乎总在拒绝赞美。“你没有看过我最好的时候。”
胡倩呢，在天坛医院看了一年心理医生后，“揪不出哪方面问题还需要帮助”，她就没再去医院。之后不久，她再次怀孕，如今已经八个月。坐在北京郊区一家肯德基店里，她圆滚滚的肚子会因身体前倾而顶到桌子；她穿着宽松的T恤衫和运动裤，走起路来会难以控制地左右摇摆；她在一杯热的蜂蜜红茶和去冰的金桔柠檬之间选择了后者，笑着说：“一胎叫生养，二胎叫猪养。第一胎时放防腐剂、添加剂的食物都不敢吃，现在酸辣鱼都不忌口。”
但她还是有一些无法放下的东西。儿子不到两岁时就显示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能口齿清楚地背诵《三字经》、能认清汽车图标卡片……她觉得自己孩子是神童，因此一定要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她已经不相信在如今的时代，还有丈夫这种从偏僻农村考到名牌大学的案例了。胡倩最终在西城区以每平米10万元的价格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目前每月须还贷16000元。她担心自己生完二胎再次陷入产后抑郁的泥沼，但又无计可施。采访结束，她蹒跚着穿过一扇自动打开的玻璃门，迅速淹没在超市琳琅满目的物品之间。
所以未来会怎样呢？答案在空中飘。
反正母亲是一生的角色，从怀孕那一刻起，她们就很难退出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晶、王芬芳为化名；参考文献《"Atypical" Depression Following Childbirth》《產后抑郁障碍理论与实践》《产后抑郁研究进展》《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分析》；感谢实习生刘芮协助整理录音；邓郁、王燕青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李原协助联络）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