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已然成史：我（们）与黄专》新书发布会
9月26日下午，OCAT和岭南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当代已然成史：我（们）与黄专》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东隅酒店举行。OCAT和岭南美术出版社的相关人员，以及不少已故艺术史学者、批评家黄专生前的好友、同行以及合作者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当代已然成史》一书由着名艺术史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OCAT学术委员会主席担任主编，收录了对78位与黄专生前有过交集的受访者的访谈稿件。作为书名的“当代已然成史”这一表述，也回应了黄专撰写的一篇着名文章标题：《当代何以成史》。
OCAT总馆馆长栾倩在致辞中也提到，《当代已然成史》一书已经是OCAT方面为纪念黄专所推出的第二本出版物。由范景中和严善錞主编的《艺术及其历史》此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了十九位艺术史学者和批评家的研究文章。而此番的《当代已然成史》同样扣住黄专生前尤为关切的“历史”议题，以访谈形式推出。按照主编巫鸿教授的说法，这些访谈藉由谈话人对黄专的回忆，以“参与者的角度”为读者呈现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重要时刻与事件，正因如此，这部访谈录显得极具“史料意义”。
黄专的不同面貌
黄专
生于1958年的黄专，本科学的是历史，他在1982年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研究生阶段专攻美术史，并在1988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专投身中国的当代艺术活动，撰稿、编辑、策展、参与创办艺术机构……可以说，一直到2016年病逝之前，黄专始终在与中国的当代艺术打交道，历史专业出身的他也格外重视当代艺术发展中“史料”或说“文献”的作用，尤其是对理解历史所起到的作用。如今，在黄专离开人世两年多之后，又一部以“历史”之名的纪念着作的出版，又将为读者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面貌，让“历史”嵌入当代艺术，又让“当代”被书写为历史。
《当代已然成史》一书采访了总计多达近80位受访者，他们与黄专或是结交多年的师友，或是打过交道的同行，受访者身份不一，在他们的口述史料中，一个“立体”的黄专又同过去三十余年的当代艺术发展史一同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中。
同为本书编者的深圳画院研究员严善錞在座谈会上也提到了本书出版之不易，因为在采访了如此之多的相关人员之余，还要在短时间内汇编成册，不能不说是一项破有挑战性的工作。严善錞回忆起自己和黄专最初的合作，提到了他们合着的几本出版物，包括《文人画的趣味、图式和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中的《潘天寿》，以及原本计划合着的对艺术家王广义的研究着作（后来两人因篇幅原因，分别出版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在合作编写《潘天寿》一书时，黄专和严善錞在写作方式上有意识地向《万历十五年》和《光荣与梦想》这样文笔较为好读的着作看齐，而黄专对“历史”的执着和认识至今让严善錞念念不忘。克罗齐、柯林伍德、伽达默尔、波普尔，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历史观念是黄专一直在强调的。另外，在严善錞看来，黄专作为一个艺术史学者，并不是只顾着“说”，他同时还是一个极为重视实践的当代艺术参与者。处理历史与当代、文物与文献的关系，对于志在“进入历史”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而黄专的生涯正说明他是一个能够处理好“说”与“做”的人。
艺术家尚扬同样提到了黄专对历史观念的重视。他回忆起从前看到严善錞和黄专同在他家院子中聊天的场景，并提到了黄专在上世纪90年代所写的《当代何以成史》一文，表示从中看到了黄专对如何联结个体与大时代的重视，这对黄专来说无异于一种历史使命。像《当代何以成史》一文引发的讨论，以及后来的广州双年展，在尚扬看来都是黄专留给中国艺术界的重要遗产。黄专生前则把他“最后的全部力气”投入到了OCAT的工作当中，用尽全力在书写着他所设想的某种历史。在今天，黄专已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的努力和思考依然会借助《当代已然成史》这样一部访谈录传播下去。
在极富历史学者气息的面貌之外，黄专还是一位对公共艺术事业贡献良多的策划者。何香凝美术馆常务副馆长乐正维尤其谈到了黄专在初到何香凝美术馆时所体现出的草创精神，因为在1997年的深圳，一个新兴的美术馆要如何构建起来，如何让当代艺术在深圳这片改革开放之后蓬勃发展的土地上扎根，难度其实相当大。接手何香凝美术馆特聘研究员一职之后，黄专在学术策划方面为美术馆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何香凝美术馆系列讲座”这一活动就是黄专一手操办起来的，其他诸如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地铁壁画项目等等，如今也依然在持续开展。乐正维表示，黄专在何香凝美术馆以及后来在OCAT的工作，除了在美术机构进行人文学科建制这一学术追求之外，在社会风向的引导上面也相当有影响，使得深圳市民能够享受到公共艺术活动带来的诸多福利——而如今，像在美术馆里举办系列学术讲座这样的举措，在全国各地都堪称是“蔚然成风”了，这其中，黄专无疑是极富远见的先行者。
到场的几位艺术家也分享了各自与黄专的友谊。王广义表示，《当代已然成史》一书中的不少谈话都让他回想起过去与黄专“严肃地”讨论历史问题时的情境。而张晓刚则回想起了“艺术家”在与“批评家”首次会面时的紧张，谈到黄专的离世他依然非常难过，认为黄专的离世像是“有点儿塌下去的感觉”，而在步入市场经济以后的中国，像黄专这样能够一直坚守自己理想与信念的人实属难能可贵。舒群在谈到和黄专的交往时，极为生动地描述了黄专的“冷酷”。舒群说，冥冥之中就像身处武汉的黄专和严善錞等人，注定会和包括王广义和他在内的一批来自北方的艺术家发生联系。而在他最初接触黄专的日子里，对方就是一个极为冷酷的人，哪怕在争论过程中，黄专也十分坚持自我，而支撑这种坚持的是他内在深厚的学识功底。
当年与黄专有过辩论甚至争执的另一位艺术批评家吕澎也回想起了和黄专共事时，对方对自己理念的坚持。尽管在策划第一届广州双年展时期，“市场”只是作为一个有助于推广的概念工具而被使用，但黄专有感于“市场”等概念对艺术和学术的侵蚀，在此后筹备第二届广州双年展时，他定下的主题就叫“文化理想主义”，并表示“艺术和学术的立场不能因为大环境的变迁而丢失”。
“当代”与历史之间
黄专对“历史”观念的执着，无论是在众人多次提及的《当代何以成史》一文，还是《谁来赞助历史》，以及他后来所写的《如何书写“终结时代”的艺术史》以及《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美术”》，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黄专认为，“当代何以成史，现在也许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需要把握的不是对“当红”的关注，而更应该包括对“持续的问题意识”的强调。
在谈论艺术与市场的关系的《谁来赞助历史》时候，黄专指出了“赞助一部艺术史”所需要的三个环节，包括规范的艺术法、国际标准的艺术市场，以及艺术批评与批评家。最后一项牵涉到了“艺术仲裁”问题，而这种仲裁的权力似乎又与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的价值观有所抵触，但以“客观主义者”自居的黄专提醒，这种“怎样都行”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历史”的，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品“至少有趣味高下和质量好坏之分”。“客观主义者”黄专的历史观念聚焦于一种线性的时间发展语境，以及个中的内在文化逻辑，强调艺术的自决地位的同时，又讲求对艺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带着历史学家式的严谨，黄专处理着“当代艺术”这一时效性十足的对象，他的历史理念和追求介于作为既往的“历史”与作为时下的“当代”之间，让历史意识与当代问题得以互相呼应。
《当代已然成史》
《当代已然成史》的主编巫鸿在座谈会上就“历史”这一概念谈到，历史或说“史”其实含义非常丰富，至少有两层意味。其一，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过去即历史；其二，如《二十四史》这样的史书或历史着作，它们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编写，成为了一种人类的知识记录。而具体到黄专和《当代已然成史》一书，历史表现为已经因病作古的黄专其人，同时与黄专有过往来与合作的艺术家、学者、策展人等等对黄专的回忆，又经由文字编写汇聚成为史料，并折射出黄专与这些受访者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这会让这部访谈录更具史料价值。
中央美术学院的隋建国教授提到了黄专生前在OCAT“建构历史”的尝试。在他看来，黄专在OCAT要做的事情，就是像阿比·瓦尔堡建立他的图书馆一样，试图建立起一个中国的瓦尔堡图书馆。另外，隋建国认为在中国的祖先崇拜中，死者因为其无法言说的被动状态而变成了一种被言说、被谈论的对象，在他看来这种“被动的状态”就是历史，而《当代已然成史》这样一个书名恰好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这无疑是对黄专极好的纪念。而批评家费大为以及OCAT西安馆执行馆长Karen Smith同样提到了黄专和这部访谈录在记录历史方面的价值，并认为这是一项值得继续推进的工作。
艺术史学者王明贤则对黄专在构建现当代中国艺术史方面做出的贡献赞不绝口。他回忆起同为“病友”的黄专在生前费尽心思搜罗珍贵的美术研究材料，包括1968年的红卫兵画报等，这些如今都是对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他也借此提出了一个愿景，即希望中国能有学者像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样，做出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
广州美术学院的李公明教授也在谈论黄专的历史观念时，提到了《当代已然成史》一书对于更新当前中国史学、包括美术史研究范式上的启示。作为一部访谈录，《当代已然成史》采用了口述史和社会史结合的方式，呈现出黄专及其同行所经历过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李公明表示，如今学界对于新文化史、微观史、口述史、社会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他还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关注私人生活的个人史着作出现。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固然要记录那些成名者的足迹，但借此机会他也希望日后会有更多将目光聚焦到普通人身上的史学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朱青生教授则提到了在黄专生前一同从事的几项工作，包括从05年开始编到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及由此展开的年鉴展；再有是在高校等机构里推进艺术史教育、建立规范的艺术史系的构想与努力。这些工作都是黄专生前未竟的历史任务，如今也依然在持续展开。在黄专去世两年多后，他所关切过的历史与当代，依然在文字记录与艺术实践中彼此交织与呼应，正如不少与会人所说的，《当代已然成史》既是对黄专一个极好的纪念，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记录与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