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从西方模式到中国道路
大航海以来，西方文明一枝独秀，上演着赢者通吃的神话，迄今已经数百年。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叙述，我把它归纳为三个版本。
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罗马教皇授权西班牙、葡萄牙，征服那些没有皈依天主的世界。在佛得角群岛以西划出一条分界线，东方归葡萄牙人，西方归西班牙人（麦哲伦之后又有进一步划分）。征服的口号教皇讲得很清楚，我们代表上帝，你们不信仰上帝，你们的财产和土地理所当然地归我们所有。这是西方扩张理论的1.0版本。
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逐渐取代西、葡走向征服扩张的最前沿。对中国来说，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鴉片战争、八国联军，西方（包括因为学习西方而最早工业化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华）征服世界的理论是，我先进，你落后；我文明，你野蛮。这是西方扩张理论的2.0版本。
20世纪中叶“二战”以后，特别是在80年代以来、乃至冷战结束以后，普世价值成为西方高擎的大旗：我们是自由世界、民主国家，而你们不讲人权，没有民主；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叫做自由世界、自由秩序。这是西方扩张理论的3.0版本，为维护自己的世界地位乃至动辄指责和颠覆其他主权国家提供正当性服务。
在1.0版本时代，其理论基础是神学体系，宣扬宗教和文化上的先进性；2.0版本时代，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体系，宣扬的是文明的优越，物质的进步；3.0版本时代，其理论基础是普世价值，宣扬的是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制度的先进性。但是，历史与实践表明，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掩盖着、美化着西方不同时代的现实经济和政治利益诉求。
1989年，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看法，“历史即将终结”，两年后苏东解体，福山成为先知先觉者，名满天下，1992年正式推出“历史终结”的专著。历史怎么会终结呢？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发展模式，终结于“华盛顿共识”。
但是，如今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了。可是，历史并没有终结，恰恰相反，走向终结的是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上台、欧洲右翼势力的高涨，所以这些都表明，西方征服世界的神话，正在走下她的神坛。同时，中国的发展给各国人民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
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大背景。
核心要素与践行模型
西方近代以来在世界上的突出地位，首先是与西方率先进入工业化密不可分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以创新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它不仅是在工业领域基于新能源（蒸汽机）的使用而引发的一系列技术、工艺的进步，而且是一整套制度、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所以才称之为“工业革命”。正是携着这种工具优势和制度优势、观念优势，近代以来，西方的发展明显超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东方国家。西方文明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名词，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也伴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而席卷全球。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卷入其中。换言之，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
现代工业文明发轫于西方，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与工业化就等于西方化。其实，西方只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模式！
最早我们看到的只是技术、工艺性质的的东西，以为支撑现代化的只是工业制造，这种思路引发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随后我们发现支撑现代工业社会运转的还有其背后的制度和思想元素，于是，我们有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的变法活动和新文化运动。但是，中国不仅没有走向现代化，反而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山河破碎，积贫积弱，面临亡国灭种之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政治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央政权不振的弱势局面；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从经济上逐渐扭转了计划经济下中国贫穷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提升的同时，为什么二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引进西方模式之后，并没有走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呢？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吗？
不错，支撑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背后，有一系列制度体制要素和思想文化要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看得见的硬件，制度和思想要素是看不见的软件。单单着眼于技术和工艺层面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单单引进西方的制度模式，同样也是不成功的，这样的例子在亚洲、在非洲、在中南美洲，难道还少吗？不仅达不到现代化的目标，还会陷于种种各种陷阱（包括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因为，问题的复杂在于，现代化所需要的软件即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并非单一模式，而是由两个相契相融的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其核心要素部分，另一部分要素是外壳要素。前者构成现代工业文明运行的实质性要素条件，后者构成其落地条件。
福山说优良的现代政治制度有三点，一是高度有效的政府管制能力；二是法治的社会秩序；三是问责机制和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有见地的。毫无疑问，强有力的政府执政能力，可以抵消低效率决策；法治的社会秩序，依法行事成为全社会的习惯；民主问责机制，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福山的意见主要囿于治理模式层面，不完全是针对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而言的，我们可以拓展一下他的思路，现代文明需要的核心要素有四：政治权力要有监督和制约；社会管理要有法治而不是人治；市场经济要贯彻契约精神而不是权力运作；道德规范要与现代社会文明相适应。这四个方面的硬性指标，是判断现代社会的本质性条件，否则，就不叫现代社会。
但是，这些制度与文化要素是需要落地的，使上述核心要素具体在实践层面究竟如何落地的方式，就构成外壳要素。在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有它自己的一套具体践行模式，我们称之为西方模式。
比如，权力的制约，西方的践行模式是多党制约，这符合其历史传统，但是，制约权力的并不只有这一种践行模式；法治的社会，西方实现的是三权分立，但是依法治国并不只有这一种践行模式；在推行市场经济方面，西方一般都是生产要素（如土地）和生产组织（企业）比较充分的私有化，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私有化恰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因素；在道德伦理方面，基督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构成西方现代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文化基因，但是并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构成现代文明的道德基础。
总之，现代文明运行的软件条件即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包括两个层次，其中的核心层次，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属于“道”的范畴，其外壳模型属于“术”的范畴。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就是把“道”与“术”混为一谈、把制度与思想的内核要素与外在的践行形式不加分别的典型事例。长期以来，西方刻意地把自己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制度要素和思想要素，简单地归纳成所谓“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是模糊了“道”与“术”的分别，即核心要素与外在践行形式的分别。
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下，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推行后，普遍出现水土不服的悲惨状况？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比如，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引进了西方模式的外壳，但是，这种外壳却不能完全契合于印度的历史与传统、现实条件；战后70多年，印度的发展总体上是比较慢的。
是什么塑造了践行模式
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最早在西方诞生，西方模式又很成熟，它的外壳形式与核心要素的匹配，经历了几百年的磨合、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工业文明只有西方一种践行模式；更不是说，现代工业文明赖以建立和运行的核心要素，只能在西方的模型内得以践行和呈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更能增强我们对此的认识。
晚明盛清，西方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被称为“淫技奇巧”。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工业化的西方破门而入，逐渐打破了中国的国家结构，从中央政府的权威，到社会的管治方式，到大众的思想观念、价值系统，全面受到冲击，国家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直到1949年重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赢得了独立，才有可能重启发展之路。
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还是之后将近40年，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碰到的两个突出问题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与机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制度和机制？第一个问题就是上文的核心要素定义问题，是“道”的摸索。第二个问题是践行方式即外壳要素问题，是“术”的探索。毋庸讳言，在“道”的问题上，“文革”及其以前的30年，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一系列理论提出，都是中国共产党探寻现代化发展之道的经验总结。关于第二个践行模式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究竟表现为哪些具体内涵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到以宪法治国方针的完善和确立，最终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一带一路”战略所包含的天下一家观念，在国际社会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相当于儒家天下观念、大同理想的现代版）。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在逐渐校定“道”的准星—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彻底地厘清了曾经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的纷争。
至于具体的权力制约形式、法治运行机制、市场经济模式、社会道德体系，如何有效地建立，使現代化需要的制度、体制、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属于“术”的层面，其任务是要探究“道”具有中国特色的践行落地方式。比如，当前正在探索中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司法体制的改革，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农村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的各项改革，等等，都属于这种探索。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则是达到“道”与“术”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人类进入现代化的“道”是超越性的普遍价值，那么，对现代化的成功落地的“术”的探索，则是十分个性化的追求。个性化解决的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
塑造这种个性的“水土”又是什么呢？无疑就是这个国家或者文明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就中国而言，就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就是十三亿八千万人口的现实状况，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诸多价值取向。我曾经在《南风窗》发表过关于中国历史特色的文章，包括国家治理结构、商品经济传统、以及以礼法名教为基础的社会约束机制，都会影响和制约着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水土”条件。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实国情，不仅被动地构成了现代文明涌流的河床，而且是主动地创造现代文明的土壤。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故事只能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