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棋
中国目前在金融信息技术、移动支付、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网络安全等领域都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技术服务正成为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五通”中，资金融通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一定挑战。因此，推动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金融合作占据核心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国家占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中国的发展经验看，“要致富先修路”，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因此建设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电子通信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设施是这些国家的迫切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往往规模大，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商业性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资金缺口，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和资金，就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贸易扩大也需要提供贸易融资、货运保险以及顺畅的贸易清算渠道。“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本身的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因此金融合作就成为推动贸易的重要动力，缺乏金融的基础设施，其他硬件基础设施和贸易都难免遇到瓶颈。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该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至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它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有5.6万亿美元是用于区外的投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了丝路基金，目前该基金不仅对中巴经济走廊重要项目卡洛特水电站提供了贷款，而且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出资20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一批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也正在筹划中。在“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人民币。
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已经对7个项目提供了融资，金额达到17亿美元，全部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了上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门融资的官方机构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最近两年也加大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融资规模，尤其是绿色金融项目的支持，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
习主席此次在峰会上还宣布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新提供2500亿和1300亿人民币的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些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贷款，贷款余额累计也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些资金带动了整个“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动力。
合作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相应地，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对不发达，本土金融机构实力相对较弱。比如，在东南亚国家美国和日本的金融机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中东欧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占据垄断地位。
这给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金融合作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受到了重创，他们目前在全球处于相对收缩的阶段，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融资需求。中国30多年快速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金融机构近几年无论是在金融资产规模还是跨国经营能力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储蓄率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向外输出的快速增长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必然成为中国资本输出的重要区域。
另外一方面，多数亚洲国家是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制，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债券市场就更微不足道，银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球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III》提出了增加风险资本比例的要求正在逐渐被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接受。基础设施融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据估计，仅印尼一个国家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将达到15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
正是存在着巨大的金融合作空间，中国金融机构近两年加快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置网点的步伐。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包括18家子行、35家分行、9家代表处。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截至2016年末，沿线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6家子行、1家财务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处。这种双向的金融机构网点建设将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网络的联系进一步增强，资金的融通更加顺畅。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与它们共享金融发展经验和金融技术。不少沿线国家正在加快本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中国的赶超经验和后发的技术优势可以为不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服务。例如，哈萨克斯坦目前正试图建设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在金融中心建设现代化的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作为技术指导方为其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目前在金融信息技术、移动支付、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网络安全等领域都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技术服务正成为金融合作的重要內容。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却有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沿线国家充分利用人民币金融资源。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的瓶颈是巨额的资金需求。即便“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未必都由中国企业承建，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巨额资金缺口决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资金存在巨大需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渠道，而人民币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通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人民币资金更多地进入沿线国家，人民币金融交易在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上会不断增加，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就在“一带一路”沿线不断拓展，既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又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来源。
其次，人民币的跨境广泛使用利于中国企业和沿线国家降低金融风险。无论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还是基础设施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都可使双方避免汇率风险。如果沿线国家利用了中国出口信贷购买中国商品，人民币结算可以令它们将信贷与贸易结算货币统一，无需担忧汇率风险。如果投资的项目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设备和商品也从中国采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使双方都减少货币错配，降低汇率风险，甚至减少融资成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动荡不稳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避险的手段。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际金融安全网络的构建。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汇储备不充裕，一旦有些国家国际收支逆差能引起金融市场动荡时，就需要额外的流动性进行市场干预来维护本币的信用。中国人民银行与沿线国家21个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备用外汇储备。这些备用信贷协议不仅提升了人民币的潜在国际储备货币职能，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也为沿线国家稳定市场和构建金融安全网提供了便利。
挑战与对策
虽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发展很快，未来的前景也令人乐观，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少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一些沿线国家对于金融合作存在一定的顾虑，比如一些国家虽然希望得到中国的投资，但是并不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因为有些地区大国有自己的货币一体化设想。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机构较晚，对于当地的金融市场环境上不够熟悉，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中资金融机构在协调合作上也存在机制性的障碍，还需要有一个不断推进和学习的过程。另外，中资金融机构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风险评判和管理手段都跟不上需要、业务开展渠道相对比较狭窄、人员素质等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此，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第一，让世界真正信服“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不是简单的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让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所有国家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样，“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就成为整个国际金融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各种融资需求就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获得供应，实现共赢。
第二，在亚投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和中国官方金融机构为龙头开展对沿线国家投融资的同时，鼓励更多的民营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开放政策措施和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来配套。
第三，加快与沿线国家政府合作和磋商，签订多层次的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或者次区域的自由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投融资和拓展贸易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建议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企业抱团进行国际化的业务拓展，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与他们开展多层次合作。要迅速了解当地的金融监管和市场特点，不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也应该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当地企业与居民，以金融走出去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
第五，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鼓励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信用风险评估，降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风险。
第六，构建完善的信息监测网络和体系，加强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综合管理。人民币目前的境外流通主要是由贸易、投资和旅游消費带动的人民币跨境流通，“一带一路”建设将会使人民币更多地流入沿线国家。监管部门需要在海外离岸市场和境内人民币市场构建起协调互动的监管模式和通道，上海自贸区FT账户的模式应该加快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