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政
近日，纪录片《犴达罕》入围了第51届台湾金马奖，成为竞逐最佳纪录片的三强之一。
“犴达罕”，鄂温克语，意为驼鹿，是大兴安岭森林里最大的鹿科动物，比牛还大，健壮、温顺、敏感。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偷猎的猖獗，犴达罕日渐稀少。纪录片的英文名叫“The Last Moose of Ao Lu Gu Ya”：敖鲁古雅的最后一只鹿。
“敖鲁古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西郊，这里居住着鄂温克族最远、最神秘的一个支系，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使鹿部落”。7年前，一部名为《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的纪录片，让这个神秘的部落进入大众视野。3年前，讲述敖鲁古雅乡人告别狩猎文化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在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亚洲新浪潮单元最高奖项：“小川绅介奖”。
而这三部纪录片背后，都有同一位掌镜人，他就是内蒙古大汉顾桃。11月9日，顾桃入围金马奖的纪录片《犴达罕》在曲阳影视文献图书馆“影像现场”播出，豆瓣接近9分的高分，吸引到不少慕名而来的观众，与他面对面交流。
顾桃的鄂温克情结
顾桃是满族人，出生在鄂伦春旗。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是北方的几大少数民族。比起相对已经汉化的满族，鄂温克族还保留了独特的狩猎文化。顾桃的父亲是一位摄影师，30年前，他用自己的照相机，记录下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点滴，还写下了一本《猎民生活日记》。
虽然顾桃小时候已经对父亲的照相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父亲却对他说：“摄影很简单，但是你学会了，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你应该去学汉语、学历史。”随后，顾桃去了大城市呼和浩特上学，就读于内蒙古艺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接着是北漂，来到了更现代化的城市，北京。
“过得很迷茫，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不知道对什么感兴趣，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在城市里漂了好几年，既不属于这个城市，又不愿离开。”那几年，学美术出身的顾桃，干过商业摄影，也干过装潢设计。父母总是对他说：你在外面好好工作吧，家里人也不想你。“我信以为真。”
直到十多年前，他回到老家，看到父母似乎在一瞬间变老。年轻时在森林里迁徙、狩猎的生涯，让父亲的腿脚变得不再便利。顾桃忽然明白了他要做什么——去父亲30年前拍摄过的地方看一看，留下影像回来给父亲纪念。
他在大山里，和敖鲁古雅乡民共同生活了一年。这一年，仿佛身体里的骨血、基因，都在慢慢苏醒，“越来越感到自己属于这里，而不是城市”。
2003年，政府推行“生态移民”，在山下建起红瓦砖房，鹿也下山，人也下山。猎民们离开帐篷，住进房屋，心里却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流露出对旧生活深深的留恋。
顾桃用3年时间拍了《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又花4年时间拍了《犴达罕》。
“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跟什么样的动物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情。”顾桃说，“猎民们就像他们饲养的驼鹿一样，温顺、羞涩、敏感。鄂温克这个民族也是很宽容，有悲悯。鹿最早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后来主要是采集鹿茸，他们不吃鹿肉，就像蒙古人不吃马肉，因为鹿对他们来说是亲近的朋友。”
鄂温克人不擅长表达，干活的时候几乎不说话，唯有在喝酒之后，会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心中苦闷。《犴达罕》里，当主人公维加喝醉之后，顾桃的镜头也开始摇晃起来。伴着维加的歌声，观众才了解到养鹿人的复杂心情。
从前，鹿都是在山上放养的，冬天吃苔藓，春天吃蘑菇、嫩枝，会按照规律性的轨迹活动。猎民打动物，也有自然时刻表，顺应动物的繁衍生息，与自然和谐相处。但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偷猎，鹿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开始在山上乱跑，失去了原有的轨迹。下山之后，更是因为不适应山下的生活，一度重返森林。
顾桃和猎民一起，寻找森林里的鹿，想从人类学的角度，为后人留下档案资料。但他源自父辈的基因，使他比起一般旁观者来，更像一个参与者、记录者。他的镜头离猎民很近，许多特写，与一般的民俗纪录片殊不相同。
90年代末，鄂伦春开始禁猎。缴枪后的鄂温克人失去了他们引以为豪的狩猎文化，终日与酒为伴，用酒精麻醉苦闷。“他们是最孤独的清醒者。”顾桃说，“虽然在大家看来像酒徒一样。失去传统生活之后，他们无法平衡现代生活，忧伤给了他们艺术气质，那种骨子里的诗意，属于鄂温克族。”
往回跑了7年
3年之后又4年，顾桃在大山里足足拍了7年。经过多年的山下生活，猎民们渐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不再有那么浓的忧伤，但从前的生活，一路渐行渐远……
顾桃不善于经营自己的纪录片。《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还有他今年最新的作品、描述鄂伦春两代人生活的《乌鲁布铁》——这一组北方少数民族群像，对他而言更是作品，而非商品。获得日本山形和台湾金马等诸多国际电影节的赏识，也只是因为“圈子里有朋友推荐”。
十多年过去，猎民们的生活大变样，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的环境，却几乎没有变化。顾桃说他的最大一部分投资，是时间成本：“完全凭个人的意志和情怀，投资不好找，就自己先干别的活，挣点钱，再放进去。”
同样入围了本届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的纪录片导演耿军，说得更直接：“我们就是自己包养自己。”
资金、生产、播出平台——最基本的商业链条，对如今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来说，也几乎不存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耿军刚刚接完一个视频网站的电话，对方愿意在平台上播出他的纪录片，但条件是：免费。
“在这个时代坚持拍纪录片就是做强人。”耿军说，“窘迫其实很常见，打击也可以来自不同层面。还好做了十多年，免疫力已经很强了，自带抗生素。大的做不了就先做小的，没钱了攒点子弹再搞创作，这是日常的状态。”
让顾桃最感到遗憾的是，他拍摄纪录片的初衷，是将猎民现在的生活，带到腿脚不便的父亲眼前，而父亲却最终没能看到这几部作品。2006年顾桃的父亲去世，距离他的《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问世，仅仅相隔一年。
“父亲在我准备做纪录片的时候就极力反对，觉得我不应该遵循他的足迹，他总是说：你会摄影，又学过美术，应该在北京开个影楼，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媳妇，别再往回跑了。但我觉得这个民族还在变化，应该有人去记录。”除了纪录片，他还办过名为“蒙古表情”的摄影展，用照片记录下5000个蒙古族人的表情，荣获尼康“锐意自我”特等奖。
“现在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往天上看，总感觉一直没脱离父亲的注视，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