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玮
始建于西夏的皇家寺院
河西走廊重镇张掖,有一座名闻遐迩的皇家寺院——大佛寺。
风雨沧桑,越历千年。初名迦叶如来寺的大佛寺数易其名。今天通用的寺名,除大佛寺,又名西夏国寺、卧佛寺。其来历,据《敕赐宝觉寺碑记》中记,为明宣宗时的一个离奇传说。
西夏统治张掖时期,有一个叫嵬咩的国师(姓嵬咩,法名思能)云游四方,途径甘州。一天,嵬咩国师敛神静禅。午后的斜阳洒进禅室,化飘散的香熏为氤氲的雾气。久之,国师感觉周身慧光祥瑞,耳畔梵音渺然。那乐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却又好似近在咫尺。国师环顾四周,却又无可寻觅。出门找寻,或隐或现。到一处高台之侧,声音似乎越来越近,像是潜藏在高台之下。国师掘地一尺有余,看到翠瓦为罩;再深挖三尺,有金甓覆盖;取开金甓,几尊精美的石涅槃像跃然眼前。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城。国师认为这是佛祖显灵,当即动员僧众信徒,化募捐赠,于此建造寺庙,塑造佛像。民众更是奔走相告,一呼百应。同时,嵬咩国师带着佛像去拜见西夏国主李乾顺,积极争取朝廷支持。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笃信佛教的李乾顺下令,在发现佛像的地方修建卧佛寺,以为母亲祈福。
规模宏大的寺庙建成之后,因其皇家寺院的特殊身份,一直僧侣众多,香客云集。
南宋后期,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王妃唆鲁禾贴尼(即别吉太后)来到甘州。她听说卧佛寺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就乔装为平民模样,带着身孕入寺许愿。唆鲁禾贴尼正在顶礼膜拜之际,突然腹部疼痛无比,并诞下婴儿。这个诞生于卧佛寺的男婴,就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后来太后病逝,忽必烈将母亲的灵柩奉安在卧佛寺,并在寺内新建别吉太后的庙祀和十字寺,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当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进入中国,滞留甘州。他在晚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述了大佛寺的规模特点以及甘州人的宗教信仰,对大佛寺更是盛赞有加。
明代早期,朝廷十分重视对卧佛寺的重建和维修。政权力与信仰力共同发力,使这座皇家寺院规模空前庞大,地位愈加隆尊。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土哈烈国沙哈鲁王使团到中国考察时,专门造访大佛寺。波斯贴木儿王朝画师盖耶速丁·纳哈昔在他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载了当时卧佛寺的规模之大,香火之盛。明永乐九年(1411年),敕赐“弘仁寺”;宣德二年(1427年),敕赐“宝觉寺”;清康熙年间,敕改“宏仁寺”。因寺内供奉一尊身长34.5米的泥塑释迦牟尼涅槃像,民间俗称“卧佛寺”或“大佛寺”。
痴迷流连谒卧佛
因系皇家寺院,大佛寺整体建筑依宫廷官式建筑规制设计建造。走进寺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中轴线,寺庙主体建筑卧佛正殿、藏经殿自西向东,依次排布在中轴线上;左右配殿及其他建筑则对称排列。寺庙核心建筑卧佛殿平面呈长方形,两层楼阁,是西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空间组合变幻多端,潇洒自然又庄重深邃,鲜明真切而朦胧空灵,真正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皇家风范。
卧佛殿雄浑庄严,门口两侧是贴金雕绘的砖雕作品。其繁缛精美、生动流畅的雕刻工艺堪称一绝。左侧砖雕名为“祗园演法”,有联曰:“佛日增辉,万善同归登彼岸;发轮常转,十方瞻仰证菩提。”画面上方,为释迦牟尼佛与左右胁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三像后方上部,为无量诸天大众。砖雕横批为佛家语“入三摩地”。“三摩地”意为“正定”,也就是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修持到“往缘一境,离诸邪乱”的境界。画面形象生动,刻画了佛祖初传法轮时,在摩竭陀国祗园精舍设坛弘法的佛本生故事。右侧砖雕名为“西方三圣”,联语“宝殿巍峨,无量人天威敬仰;金身显换,河沙亿圣共皈依”,横批“登极乐天”。内容是祈愿佛徒圆寂之后,往生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画面中上方中央,有主尊阿弥陀佛和左右胁侍观世音、大势至像;画面前方,则展现了西方极乐圣境妙音环绕、宝池香洁的净土世界。中古高僧鸠摩罗什所译《阿弥陀经》中记载,西方极乐世界无忧无虑,七宝器皿中的食物随食随生,应有尽有。只要凡生在人间行善积德,死后就会升入西方极乐世界,从七宝池的莲花中诞生。画面上,一朵朵莲花之中,都有一个已经诞生的人像。人像有大有小,似乎很快就会走出七宝池,在净土世界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大殿一楼檐下,悬有一块“无上正觉”巨匾。这块巨匾,系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信徒捐赠给大佛寺。对佛法的悟性有三个境界——自觉、觉他、无上觉,“无上正觉”是佛教信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匾上遒劲潇洒的书法与四周构图繁缛、雕工精美的图案,使得这块匾牌成为精美的艺术珍品,被列为中华名匾之一。
尽管无数次扛着相机拍摄大佛寺,但每次面对这些佛教题材的图案文字,我还是一如最初,如痴如醉,流连驻足。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走进卧佛殿,举世无双的巨大卧佛常常让初次造访的游人瞬间惊愕不已。
敦煌莫高窟中那尊卧佛的体量已经够大,但和这尊卧佛相比,就小了许多。
卧佛头北脚南,面西而卧,安睡于大殿正中一米多高的仰覆莲花佛坛之上。其造像金妆彩绘,面庞贴金,头枕莲台,两眼半闭,嘴唇微启。右手展于脸下,左手伸于身侧,形像丰满端秀,姿态怡静安详。胸前饰有斗大的“卐”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腹内框架有上、中、下三层,前后11间。头部单独有一间藏宝间,里面曾经藏满历朝历代佛教珍宝和历史文物。
导游介绍,卧佛内所藏珍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惨遭破坏劫掠。许多珍贵佛经被一倾而出,散落大殿,最后付之一炬。各类法器及文物遍地皆是。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将他们认为珍贵且便于携带的宝贝带上了火车。
卧佛首足处,塑有天部两大护法大梵天和帝释天立像各一尊。云髻高挽、彩带飘扬的大梵天和面目威严、峨冠博带的帝释天足有七八米高。他们身体微微前倾,神情严肃,虔诚而崇敬地守护着涅槃的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则忧伤地站在佛祖身后。他们身后,是明清时期彩绘的精美壁画天龙八部。卧佛对面墙壁的壁画,是明清时期所绘的诸天礼佛图,也就是二十四诸天神像画。南北两侧是十八罗汉。
大佛寺最有特点的罗汉,是其中的降龙罗汉。
罗汉虽名“降龙”,实则徒有虚名。野史记载,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封南宋降帝赵为瀛国公。有一天,元世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条金龙绕在殿柱之上。元世祖很是奇怪,恰巧次日前来朝见的赵就站在那个柱子之下。元世祖认为梦非祥兆,就遣赵前往吐蕃学习藏语佛法。赵辗转来到大佛寺修行,忽必烈称他“皇家佛”。赵在甘州娶妻罕禄鲁。被贬的元武宗长子和世来到张掖,见到罕禄鲁,竟然不顾一切据为己有。罕禄鲁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生下的男孩取名妥欢帖木尔。13年后,元仁宗驾崩,年幼的妥欢帖木尔当了元顺帝,于是就有了“元朝江山,南宋皇帝”的传说。
绕到大殿后壁,是《西游记》研究界非常有名的一幅壁画。画面之上,猪八戒深涧汲水,高崖摘果,洗衣做饭,降妖除魔,勤劳能干而本领高强。
听老先年的人讲,张掖是西天取经的必经之地,《西游记》故事中的高老庄、晾经台、流沙河、牛魔王洞都在张掖。因为高老庄在张掖,为了娶到咱们张掖的漂亮姑娘,猪八戒只能好好表现。
藏经殿里的稀世珍藏
卧佛殿后面是藏经殿,藏有大量国宝级佛教典籍等文物。
关于佛教传入中原,传统说法是自汉明帝“感梦求法”,佛法东渐。事实上,在更早的时期,佛教已经在张掖传播。明宣宗朱瞻基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极强的生命力迅速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个领域。张掖大佛寺作为东西方艺术交流和西北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佛教艺术文化遗产。
大佛寺曾出土过较多的碑碣和碑记,它们以详实的文字记载了大佛寺兴建及修葺的重大事件,为我们了解大佛寺乃至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藏经殿中的《明重修万寿塔碑记》,记录明正统六年(1441年)三月,大佛寺万寿金塔基下地宫因修建而开启,近五百件舍利宝物重见天日。太监王贵筹资于原基修建金塔殿,并续添舍利宝物两千余件于地宫石函。碑正面记载了本次工程的过程,背面刻有宝物清单。透过这份清单,我们可以在古刹遗珍单元看到部分唐、宋、元、明时期的地宫埋藏宝物。
藏经殿中所藏文物,以唐人手书《妙法莲华经》、明永乐《佛曲》、明正统《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简称《北藏》)、金泥手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经卷为代表。
国宝级文物《北藏》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初刻初印本。明正统六年(1441年),御赐《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运至张掖。之后,镇守陕西甘肃等处钦差王贵集地方名士,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以金、银书写绘画,成600卷金银经。经书序言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菩萨摩柯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绘制精美的金线曼陀罗画一幅。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合为十卷。其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尤其是卷首曼陀罗画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精丽,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充满经久不褪、华美庄严的金粉之气。其中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既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人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信教官吏和群众,以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范本,捐资助造金书五大部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五大部佛经经卷均为折装本,现存126卷。经文正楷书写,其中“佛”“菩萨”等均用金粉书写,其他经文用银粉书写。万历五大部从材质到工艺均不如正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精美,但同属珍贵的镇寺法宝,被供设在大佛寺珍宝馆——水陆堂。
“贝叶成文,一片真心悟妙理;慈云普被,千秋宝筏济苍生。”五个多世纪以来,张掖大佛寺藏经数量之巨,品质之高,一直为高僧檀越、雅人高士所津津乐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西夏建成卧佛寺之后,该寺长期作为河西藏传佛教的中枢寺院之一,所诵佛经以藏文经为主。明代后期,中原佛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藏文佛经不再普遍使用。目前保存的藏文佛经,多数为卧佛塑像的装脏法宝。
上个世纪初,面对大量珍贵的敦煌藏经洞文书流散国外,陈寅恪先生痛心疾首。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典籍损毁,张掖亦然!
明末李自成部将贺锦“血洗甘州”;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米剌印、丁国栋起兵反清,甘州城化为一片火海。历代大大小小的战乱兵燹,甘州保存的图书典籍,绝大多数遭到焚烧。所幸的是,大佛寺所藏经书典籍,虽有遗损,但绝大多数保存完好。个中原因,绝非“佛法无边”,而是倾注了历代护经人的心血与智慧。面对明清以来频仍的战火、斯坦因的利诱、地方军阀的威逼,张掖僧众一次次转移经书,想方设法保护这批佛教经典,甚至不惜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1941年,军阀马步芳部队进驻大佛寺前,为使佛经免遭破坏劫掠,国民党张掖县书记张声威与本寺妙显和尚商定,把寺藏重要经籍分装在12个经橱中,封存于法堂夹墙之内。藏经的秘密,当时仅有几人知晓。十年浩劫中,佛经最后的知情者本觉(当地人称姚尼姑)被当作“牛鬼蛇神”屡屡批斗。尽管尝尽人间苦辛,受尽皮肉折磨,但本觉牢记师父教诲,始终未向亲人外人吐露一字半句。其他僧尼或者离寺,或者还俗。凭着对佛门坚贞的信仰与肩负的使命,孤苦伶仃的本觉靠乞讨和扫树叶柴草取暖惨淡度日,苟全性命,以担当保护佛经的重任。
1975年农历腊月23日夜,74岁高龄的本觉,因破炕起火被焚辞世。人们在拆毁烧残的房子时,才发现完整的12橱佛经。5年以后,本觉塑像被安置在原去世之地——佛寺后面的土塔广场。塑像慈祥宁静,面带微笑,仿佛因完成神圣的使命而倍感欣慰。
1992年,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来到大佛寺,对大佛寺能保存这么多国宝级经书倍感震撼,尤其是对金银书写的经书更是赞不绝口,连称其为国粹、国宝,并叮咛再三,一定要将它们妥善保存。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四度至大佛寺,称赞佛经“不仅是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历史见证,而且是十分精美的书画作品”,并于1995年6月欣然命笔题词:“佛经及经橱、经版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长期以来,大佛寺佛经深深吸引着国内外专家、学者。他们慕名前来考察,探幽析微,研究出不少学术成果。迄今为止,有140多位世界各地的大德高僧、书画名家为这批宝典题词作画,留下了珍贵的丹青墨宝。
大佛寺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建筑是巍峨高耸的土塔,系张掖五行塔之一。土塔原名“弥陀千佛塔”,明代所建,喇嘛教式风格,砖结构,外表通体抹白灰。相传“迦慑摩滕”的骨灰就葬在塔下。土塔每块垂檐之下悬风铃一个。清风徐来,铃声叮咚,柳拂塔影,雀鸟围翔,置身其中,别有一番情趣,古迹胜景,任游人寻古探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