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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特勒回来了》看发达国家社会危机

2018-10-07 22:25

张慧瑜

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不解决,希特勒就会阴魂不散,就会不断地从历史中返回。这部电影表达了当下德国中产阶级的内心不安和恐惧。对于德国等发达国家来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去年有一部德国电影叫《希特勒回来了》,与通常流行电影中恶魔化、非人化、僵尸化的希特勒不同,电影一开始,希特勒从草丛中醒来,这位“真实的”元首来到21世纪的德国,他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反而在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的时代里变得伤痕累累。希特勒的荒诞归来,不是为了给恶贯满盈的纳粹“洗白”,而是对当下的德国和欧洲所遭遇的社会困境的自省。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致于需要把希特勒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大魔头重新召唤回来?

归来的希特勒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禁想起近些年流行的另外两部德国电影,分别是2003年的《再见列宁》和2006年的《窃听风暴》。这两部电影都指向冷战时期的东德社会主义历史,但对这段失败者的历史的态度有所不同。《再见列宁》是一部轻喜剧,儿子为了帮助受到惊吓的东德母亲掩盖苏联解体、德国统一的历史,凭一己之力为母亲营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然存在的氛围,反映了遭受剥夺的东德人对那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历史充满了怀旧之情,让人们觉得东西德统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和西德全面接管东德的产物。相比《再见列宁》中温情的“善意的谎言”,《窃听风暴》则用冷峻的风格再次重述了东德专制国家迫害有良知的艺术家的伤痕故事,作为小人物的监听员用自己的人性保护了被监听的东德艺术家。这样两部电影也传递了后冷战时代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两种常见的记忆模式,一是充满了美好的信仰和纯洁的理想主义的时代,二是严酷无情的现实。前者让人们对全球化时代过于资本化和物质主义的生活保持一份批判,后者则说服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份并不如意的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吗?显然不是,这不“希特勒”回来了。

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其所代表的纳粹主义也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二战后,对希特勒及纳粹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进行了彻底而深刻的自我反思,但是冷战的历史使得西方阵营无法真正直面希特勒的崛起内在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事实。在大众文化中,纳粹和党卫军有两种常见的形象,一种是绝对的恶魔和非人化的存在,是野心家和世界秩序的威胁者,至今漫画英雄“美国队长”依然在银幕上与希特勒军团进行人类的正义之战;第二种是情欲化和贵族化的纳粹形象,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有教养的、高度文明的、身材挺拔的纳粹军官形象时常出现,这反映了人们对带有施虐者色彩的纳粹军官既恐怖又迷恋的情绪。冷战终结、分裂的欧洲走向和解,对纳粹德国这一欧洲内部伤口的叙述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帝国的毁灭》(2004年)用纪实的手法表现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12天,把希特勒人性化、日常化;《柏林的女人》(2008年)揭开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期间强奸德国女人的旧伤疤,这也是清算暴政的一部分;《朗读者》(2008年)则呈现了有人性弱点的、值得同情的前党卫军女军官的故事。

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回来了》更进一步,展现了一个新的希特勒形象,希特勒不再是高高在上、让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魔鬼,而是有点邋遢、古怪的邻家大叔,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威严感和对时事清晰的判断力,就像一个自信满满的父亲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

借希特勒之眼看今日德国

这部电影可以看成是一部父亲与儿子的故事。一个刚刚被解职的电视台记者法比安意外发现了一个酷似帝国元首的人,为了挽回工作,他决定让这个他认为的“希特勒的模仿者”出境,拍摄希特勒在当代德国生活的系列视频。穷困潦倒的法比安借来母亲的车和钱,带着希特勒在德国大地上“访贫问苦”。这种街头采访的形式,呈现了普通德国人对收入、伊斯兰、外来移民等现实问题的不满和愤怒,使得希特勒越来越感觉自己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来的“恰逢其时”。后来希特勒在脱口秀节目中针砭时弊、大放厥词,深受观众和网民喜爱,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网红。法比安也重新回到电视台工作,还在希特勒的鼓励下交到一个杀马特风格的女朋友。但随着他认识到这就是真实的希特勒,最终陷入精神崩溃。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孱弱的、受到母爱保护的儿子,在“归来的父亲”的庇护下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但又对这个强势的父亲所阉割。这也反映了当下德国中产阶级对希特勒式强权政治既渴望又畏惧的矛盾心理。

让希特勒跨越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直接实现1945年和2014年的对接,也预示着当下的社会危机堪比二战前夕。

从叙事上看,这部电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让希特勒跨越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直接实现1945年和2014年的对接,也预示着当下的社会危机堪比二战前夕。电影中多次使用希特勒的主观镜头和内心旁白,试图营造一种希特勒的内在视野,借用希特勒的目光来戳穿当下德国和谐、多元的面纱。电影中最精彩的段落是希特勒第一次走进搞笑节目《老兄真要命》的摄影棚,经过短暂沉默之后,希特勒向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发表了一通对电视媒体的批判,他从统治者的角度“解密”这些电视里播放的都是“没有精神养料的废话”,把人们带入“娱乐至死”的境地,而浑然不知整个社会已经置身于深渊边缘,这些如厨艺秀般无聊的电视垃圾让人们根本不关心“孩子穷,老人穷,没工作”等严肃的社会问题。人们经常把纳粹德国时代的宣传看作是一种极权主义下的蛊惑人心,尤其是希特勒煽动性的演讲以及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成为纳粹统治时期最典型的场景。可是,这些民主体制下的私有化的媒体在归来的希特勒看来同样是一种愚弄和麻痹人心的工具,甚至喋喋不休的综艺节目更能起到一叶障目的效果,让民众患上“政治冷漠”症。这部电影借希特勒之口对看似民主、自由的媒体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除了犹太人问题和动物保护主义的禁忌之外,收视率才是媒体最关心的政治。不过,希特勒也很快发现大众媒体的传播效应,他凭借对媒体的批判反而成为媒体捧红的娱乐明星和网络红人,这更有利于传播自己的思想。

第二个特点是影片使用多重反讽的叙事策略。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就是电影中希特勒所创作的讲述自己回到21世纪的故事,而且电影的后半段呈现这本畅销书正在被拍摄为同名电影的故事。这就使得电影中的希特勒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扮演者变成了一个问题,也引申出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法比安拿着枪要杀死这个真正的希特勒,他们来到大楼的天台上这一与现实相隔离的空间,天台之外是灰色调中秩序井然的街道和电车,历史仿佛回到30年代工业化时代的柏林,可是中枪之后的希特勒再次复活,或者说希特勒的肉身可以杀死,但作为符号的希特勒却永远都杀不死。这场儿子未遂的弑父行动深刻地探讨了希特勒为何会崛起的问题。按照电影中希特勒的说法,他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元首,是绝望的人民需要、选择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这个怪物蛊惑了乌合之众,因为每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希特勒。也就是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例外状态,而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迎合了大萧条时代德国普通民众对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不满。随后天台之外的街景“还原”为摄影棚里的绿布,原来这是电影中《希特勒回来了》的拍摄现场,法比安也由演员来扮演。

电影的结尾处是成为娱乐达人的希特勒坐着敞篷车穿过街头,不时有行人向他招手,与此同时电影画面切换为近些年各地新纳粹分子游行、暴乱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不解决,希特勒就会阴魂不散,就会不断地从历史中返回。这部电影表达了当下德国中产阶级的内心不安和恐惧。对于德国等发达国家来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后工业天幕的危机

二战后,为了回应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福利国家制度,这带来双重后果,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去工业化的后工业社会,二是从事非工业劳动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大多数。因此,电影中复活的希特勒在大街上所遭遇的不再是失业的蓝领工人,而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不乏中国游客),这是一个典型的后工业时代的德国。80年代为了克服70年代的滞涨危机,英国、美国等家率先实行更加强调市场化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90年代冷战结束,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导逻辑。在全球化初期,后工业发达国家一方面享受着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制造业加工厂所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又利用合法的、非法的外来移民来充当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凭借着金融资本所带来的高额收益,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中产阶级们过着蜜月一般的生活。

随着高度污染的、异化的工业生产及其劳资矛盾从西方发达国家消失,与这种金融化的、去工业化的后工业社会相伴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一种景观化的社会。1966年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用图像的无限放大来表达这种个体无法找到、抵达真相的再现的危机。也就是说个人生活在一种由大众媒体、文化符号所组成的“天幕”里,战争、饥荒、街头运动等都被挡在符号天幕之外,中产阶级成为生活在天幕下快乐、天真的木偶,这是一种典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幻象。90年代末期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年)、《黑客帝国》(1999年)、《饥饿游戏》(2002年)、英国系列剧《黑镜子》(2011年)等都或多或少处理这种绝望的、被囚禁的主体与后工业天幕之间的故事。《希特勒回来了》也延续了这些电影的基本主题。从一开始法比安发现希特勒就来自于他“放大”自己在街头采访时所拍摄的影像,而希特勒成为娱乐明星也是借助电视媒体的平台。这种后工业的文化幻象的悖论在于,一切都是资本所操纵的符号、表象和景观,就连对这种表象的批判也变成一种新的景观,电影中的希特勒没有成为真正的元首,而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成为脱口秀明星和畅销书作家。

新世纪以来,这种偏向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持续拉大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潮,使得二战后所形成的中产阶级主体的后工业社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种中产阶级的底层化表现为一种本土中产阶级与外来移民(排外)、白人基督徒与外来穆斯林(宗教)之间的对立上。与此同时,一种右翼民粹主义也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电影中说着政治不正确言论的希特勒就像今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语言。笔者去年曾在美国访学,所到之处但凡有点文化的美国人都以嘲笑特朗普为荣,可就是这个地产大亨用政治不正确的语言获得底阶层中产阶级的认同,最终成为角逐总统大位的候选人之一。当后工业的天幕无法回应、遮蔽金融危机时代人们的绝望的时候,特朗普和电影中振振有词的希特勒就拥有了生存的土壤。影片中的希特勒不仅善于利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善于走出摄影棚,到大街上去倾听底层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并诉诸于一种把小人物联合起来的政治动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希特勒不是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只会把人类拖入极权主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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