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雾霾再度持续侵袭华北大部分地区。调侃雾霾的段子也层出不穷——“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我骑电动车，赶脚像开飞机，两边全是祥云 ” 。很多人也忙着在社交网络上传自己拍的“北京雾中奇景”，调侃雾霾是“仙境”；还有网友认为“对雾霾的抱怨、对这个时代的不满，都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够平和，你的修养不够深入，你的灵魂不够开阔”，“调整心态与雾霾和平共处”才是最佳应对方式；甚至有公众账号开始教大家“如何在雾霾天拍出好看的照片”。
幽默和自嘲有时是一种力量，可是另一些时候，当它化身轻浮的调侃或者自欺欺人逃避现实的乐观，却变成了一种毒素，麻痹了我们感知痛苦和危险现状的本能，瓦解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10月11日，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在上发表言论。
各地特别是受灰霾影响的地区，大致表现出三种典型态度：一是“空洞表态式”，即对于灰霾及其带来的危害，仅有“必须严肃对待”之类表态，却未见明确的行动计划；二是“等靠要式”，即片面强调本地资源紧缺，财力不足等困难，坐等国家给钱给政策；三是“埋怨外地式”，好像本地对灰霾毫无“贡献”，都是邻近地区甚至更远地方不注意保护环境所致。这三种态度即使多少有些理由，放在雾霾已影响大面积国土的背景下，也只能称为鼠目寸光、不负责任。
—《东方早报》评论员顾俊认为，雾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被调侃。应该停止扯皮和玩笑，协力应对雾霾。
很多年前，龙应台就提出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质问，可是，如今一些人却试图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所有丑恶，还有你的各种悲观不满，都是你自己的心态有问题—哪怕，你连基本的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都失去了。
—专栏作家叶克飞认为，与雾霾和谐共存的观念，与现代公民意识完全相悖。
雾霾的调侃之所以受到众多人追捧，一方面是对公众健康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因对这种焦虑无解而无奈和苦闷，调侃也是一种鞭策。在雾霾天惊呼“无法呼吸”的多，而顶着雾霾在公园、广场晨练的人也有不少。抱怨环境治理不力的多，但一说到应该为减少雾霾做点什么，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区域经济学者梁启东在博文《关于雾霾的调侃：无奈的“黑色幽默”》中表示，对于雾霾，可以有调侃，但更要参与改善。
一些民众缺乏素质……这要求政府去帮助民众发展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执法的成本，不仅仅是执法本身，更有普及法治的成本、增进民众素质的成本。所以，手拉手牵起一道人墙，虽然花费更多，耗费精力更多，但从法治建设和提高公民素质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值得的开支。所以，在现阶段的中国，人墙、红绳、电动栏杆是必要的。
—10月4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刘远举表示。
国庆长假前3天，上海已累计接待游客380万人次，南京路等路口更熙熙攘攘。为了更好地保障人车安全，上海交警不仅在南京东路、外滩等布置了4000名警力，还筑起人墙——红灯亮，交警手拉手、排成一墙，拦阻人流止步，首创了“开关式”过马路。当日，“开关式”过马路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媒体称之为“上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人说这为“中国式过马路”又平添了一个新的标签——用武警建起“人肉红灯”来控制路口交通。
用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来守护行人过马路，令人颇感尴尬。这种方式不仅浪费了警力、物力，使得交通信号等设施形同虚设，也凸显了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及文明化程度有待提高的现实。
—10月8日，律师富敏荣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
武警站人墙疏导人流的方式，在许多城市、许多场合都曾采用过。武警站人墙这种方式不全是在处理群体性危机时才用。在之如地铁站、重大赛事或活动的关键交通节点，也都用。我们也不要被这种疏导交通的方式吓到。
—时事评论员、自由撰稿人王传涛认为“武警人肉红灯”不是国民素质的标签。
辛苦的是民警，脸红的是人群。
—上海市民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行人过街，在车水马龙中，自然不能成为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于是便有了斑马线和红绿灯的设置。当然，并不能就此说斑马线和红绿灯是绝对的安全保障。从根本上说，它所设定的是一种秩序格局，如果行人和车辆都能按照现有的秩序各行其道，过马路不应该成为充满风险的事情。
—10月8日，《潇湘晨报》评论员高亚洲发表评论《斑马线上的人墙能成为风景线吗？》认为，斑马线上的武警应该成为我们对现代城市文明反思的横切面，成为我们对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审视样本。它既不属于要妄自菲薄的，也不属于能津津乐道的。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自愿参与到定期无偿献血的行动中来，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就必须激发和鼓励人们天性中根植内心的“善”，而不是通过外在的物质诱惑，或带有强制性的胁迫来达成目的。
—陕西省宝鸡市准备从10月1日执行要求“本市公民在领取机动车辆驾驶证前、男女青年在领取结婚证时、高中毕业学生在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都应无偿献血一次”的政策。对此，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唐映红用“奇葩”来形容这些奖励制度。
马云们所代表的只是一种虚拟经济，并不是实体经济，作为整体的经济来说，需要这个虚拟的部分；作为某个个人来说，能够通过这个部分发家甚至成为大富翁。实体经济出不了什么大富翁，但是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实体经济而存在。
—9月30日，旅日学者、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俞天任认为马云的身后站着的是形成了和还在形成着中国国力的中国制造业，有了中国制造业才有了中国国力，“电商”作为虚拟经济，必须依赖实体经济而存在。
在一千零一种致富方式里，明星的致富原本几乎是原罪最少的一种—把知名度、脸、被爱、被仰望变成钱。但是在一千零一种致富方式里，明星的崛起速度、前后对比又最为众人所皆知—谁都知道你何时成名，未成名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于是，人人会觉得自己是明星的投资方——是我的关注造就了你，而你，竟利用了我的关注度去接了30支广告，但我却一无所得？endprint
—金秀贤频频为各种产品代言，不少人认为他过于商业化，网上也兴起了一股“金秀贤滚出中国”的浪潮，还有网站甚至把这句话挂上了头条。10月9日，腾讯娱乐特约评论员、娱评人“狠狠红”分析人们反对金秀贤的原因，并认为这是一种心理不平衡的体现。
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表示。
既然是报道中国足球，那至少体育频道应该有十几个足球报道组，应该能完全覆盖掉中国足球，甚至对我们的国家队、中甲、业余足球，都有关注。无论发生什么，《足球之夜》都应该是最快达到现场的，《足球之夜》的声音都应该是最权威的声音。这两年，一轮中超八场比赛，我连派八个组去覆盖掉这八场比赛都做不到。你只能捕捉所谓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各种媒体的竞争如此激烈，你就落后了。
—10月10日，刘建宏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自己一直参与的《足球之夜》栏目，这是他自8月正式从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离职后，首次谈及该栏目。
除了她（萧红）的性格分析，她跟人的关系的分析之外，我还开了好多门户，拍出了一些细节，和一些我自己认为最能讲出萧红的（东西），让人们去感受，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没有固定结论。我也意识到这是非常困难的。拍戏是无中生有的，可是出来一个东西是满自由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就会怎么看这个戏。
—《黄金时代》导演许鞍华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拍戏是无中生有的自由”。
我学了十年，反复读的都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总觉得鲁迅是被扶持的作家，就像现在所说的炒作一样。
—作家余华谈到年轻时对鲁迅作品的看法。
我认为，在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王小波在杂文集《思维的乐趣》中写道。
中国缺乏工业化的电影产品，更缺乏工业化电影的标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类型片。这与中国电影受众有关，中国中年男性不看电影。电影院的主流人群是年轻人。这反倒导致了中国电影必须使得题材低龄化、人物明星化。加之中国影院只有巨型shopping malls的植入模式，完全没有细分观众的可能，所以，电影愈发快钱化。
—豆瓣网友“Frozenmoon”认为以《心花路放》为代表的娱乐化电影只是一个夹杂剩女、中年危机、艳遇等话题的“电视电影”。
麦太不会用“为你好”来左右麦兜的人生选择。她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让麦兜好好学习，对得起她的辛劳，也不会强求麦兜做任何事情，或是变成她希望的那种人，她懂得“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世间有太多事以爱为名，太多人以爱为筹码，可这简简单单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却往往被人漠视，以至于爱往往在无私的旗号下变得功利无比。
—10月8日，专栏作家叶克飞在《麦兜的香港，我们的香港》中写道。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