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什么1914年以前的艺术的、心智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准分裂，都统统见鬼去吧！真正伟大的分裂就在这里，它是伦理道德性的，也是带来死亡的，是新得可怕的时代的标记。”
——《法国文化史·死亡和赞同》
当马克沁机枪吐出的火舌轻易吞噬年轻战士的生命，当索姆河战役的厮杀嚎叫在耳畔喧响，这场战役留下的痛苦在之后的一百年里，仍然在折磨着我们。
雅普瑞索在《漫长的婚约》中写道：“她明白战争包含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
理性毁灭了。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对世界末日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如果没有一战，世界政治的版图格局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而世界文学、思潮和艺术的格局，又会是怎样一番群雄逐鹿各领风骚的场景？
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未来主义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一些激进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表现出对于工业文明、速度、力和竞争，乃至战争的浓厚兴趣。维多利亚黄金时代表面上的空前繁荣背后暗藏着杀机，一战之前，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欧洲的上空，而在那些没有和平概念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人却在热烈鼓吹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主要是因为这是第一次现代武器大开杀戒的战争，追根溯源，工业革命才是一战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的罪魁祸首。在现代性中，似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种毁灭我们的力量。
战前，有一种思潮，有一种声音，对于现代工业所创造的经济和商业奇迹，他们像面对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进而表现在文学艺术上的激进运动，运动中涌现无数马里内蒂似的狂人，在膜拜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们对于文学和政治有着同样的兴趣。
1909年2月20日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这篇鼓动性很强的宣言就像是战斗的檄文，只是文字比较花哨而已：
1.我们想歌唱危险的爱，卤莽和活力的经验；
2.我们诗歌的主要元素是热诚，勇敢，抗争；
3.直到今天，文学颂扬静止的沉思，狂喜和沉睡，我们想赞扬进攻性的运动，焦躁的失眠，运动的步骤，危险的跳跃，耳光和一次出拳；
……
马里内蒂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性姿态出现在文学现场，这一姿态很大程度鼓舞乃至蛊惑了一大批追随者，当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安德烈·布勒东用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蛊惑更多的不明真相者时，他是不是应该感谢马里内蒂对他的启发？
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和可怕的程度，马里内蒂没有一点警觉。1910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其中，他所描绘的“未来的人”是这样的：他仿佛机器，具万能的本领，但没有心灵，极端残忍，卑鄙无耻。1914年，他更发表《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鼓吹战争、鼓吹法西斯主义，论证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1919年起，他积极参与法西斯党的活动，成为墨索里尼的重要支持者，因而也得到墨索里尼的器重。当墨索里尼取得意大利政权之后，他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作家协会主席。1942年，他甚至随意大利侵略军攻到苏联。
在意大利未来主义咄咄逼人的气势中，俄罗斯人很快就亦步亦趋，他们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宣言，标题为《给大众品味一记耳光》，主张抛弃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抛弃当时流行的俄国象征派诗歌，号召创立新的实验性写诗方法。在俄国，未来主义派是全心全意支持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个艺术家团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诗人，就是后来以楼梯体长诗《列宁》闻名于世的马雅可夫斯基。
所谓的楼梯体是这样的：
听众
递来
一大大堆条子，
想要将我一军，
问题里面带着刺：
“马雅可夫斯基
请朗诵
你的
最好的诗。”
——《最好的诗》
布尔什维克在未来主义者眼中几乎等同于一种前卫艺术，他们任性地将自己的一腔艺术热情投入到政治中去，马雅可夫斯基写下了长诗《列宁》，等待他的却是无尽的压力，1930年4月14日，因爱情失意及对斯大林的失望等原因而开枪自杀。
包括绘画、雕塑、诗歌、戏剧、音乐，甚至延伸到烹饪领域，都有未来主义者的身影。画家和雕塑家翁贝特·波丘尼于1910年发表了《未来主义绘画宣言》。在宣言中，他声称：
我们要反抗陈腐过时的传统绘画、雕塑和古董，反抗一切在时光流逝中肮脏和腐朽的事物。我们要有勇于反抗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年轻的、崭新的，伴随着对不公的甚至罪恶的旧生活的毁灭。
在客观上，未来主义建筑师充满想象力的创造风格让当时沉闷的古典理性主义建筑风气焕然一新。前卫建筑师圣伊利亚在马里内蒂的基础上发表了他的《未来主义建筑宣言》，成为马里内蒂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1914年设计的新城市的梯度建筑，以高耸的、大体量的高楼大厦，仿佛海市蜃楼一般出现新城市中，正如他在《未来主义建筑宣言》中所表述的，他迫切地想要砸碎万恶的旧社会，建造一个新的未来，这种诉求也投射到了政治和战争之中。
比马里内蒂要早得多，1915年的7月，圣伊利亚就与其他未来派成员一起应征加入了伦巴第志愿军摩托车营，并开始了军事生涯。第二年，他在前线阵亡，一种多少有些浮夸的艺术流派遭受着战争的摧残，理性毁灭了，毁坏着其中最有才华的诗人和艺术家，这是不是一种最佳的讽刺？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奠基者
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了，罗曼·罗兰这样的超然派显然显得不太合时宜，但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身处这个动荡战乱的时代，却在思考一些永恒的主题。
在书架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在世界哲学史上，这本书却重如泰山，开创了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独家门派。
小册子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它谈论的是一些抽象的命题，并且也一直困扰着读者乃至维特根斯坦的同行——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至死也不理解这本书，可是，考虑到它的写作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不是能够剥开这些冷冰冰的哲学思考的外衣，看到他迷惘的内心？endprint
1914年，已经在剑桥呆了三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着手系统地阐述自己的逻辑学说。然而，就在他回到维也纳度假期间，一战爆发了。他陷入了困境。1916年，在俄罗斯对波罗的海的同盟国发起进攻后，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加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并奔赴前线。在4月2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随时都会死亡。”
你真的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炮火硝烟之中，他居然会这么冷静，他写道：“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马克思老人家以及唯物主义的追随者们读到这条一定嗤之以鼻，但是面对子弹，有什么比假设外部世界并不存在更让人心安理得的呢？
1918年，战争结束前夕，当他的叔叔保罗在火车站见到他时，他正琢磨着是不是要自杀。战争让他神经高度紧张，在此之前，他在冰冷、多雨、有雾的喀尔巴阡山中冒死战斗，并成为奥地利高级荣誉勋章的候选人，最后，他和所有奥匈帝国士兵的勇敢也无法摆脱最终战败被俘的结局。就在《逻辑哲学论》完稿之前，他和50万士兵在意大利被俘，关押在一个集中营里，
从表面上来看，《逻辑哲学论》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极概念，而将目标锁定了语言本身，成为之后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的理论基础，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和思潮，可是，与此同时，他并没有让语言取消他对宗教的崇敬，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他写下了传颂至今的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都能够说清，而凡是不能说的，就应该沉默。”剑桥大学的彼得·沃森说如果没有一战，没有经历过生死，他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著作。
曾经的陆军中尉确实也选择了沉默，认为已经解决了哲学问题的他捐出了个人财产，去奥地利乡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而在之后，他在维也纳读中学期间的一个同学和朋友将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人将彻底改变世界的命运，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你蠢得像帅克一样”
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确立语言游戏的哲学基础之前，有人就开始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撰写喜剧了。这位名叫哈谢克的捷克大作家1915年应征入伍，编在第九十一兵团，也就是帅克在书中所在的那个兵团。书中出现的三营营长扎格纳、十一连连长卢卡什、军需上士万尼克等人也都实有其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哈谢克和卢卡什等人居然玩起失踪，“自愿被俘”，逃到俄国人那去了。到了俄国的第二年（1916年），他在基辅创作了《好兵帅克在俘虏营》，以小册子的方式在士兵中发行，成为之后大名鼎鼎的《好兵帅克》的雏形。
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兵帅克》，第一章就是“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费迪南给杀了。”开篇第一句话这样说。第八章“帅克成了装病逃避兵役犯”也完全是他逃兵经历的自传式再现，可以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这部多少有些怪异的小说。
在一战之前，哈谢克是个靠卖狗为生的小商贩，这部讽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幽默巨著让他暴得大名，顺利跻身世界级大作家的行列。如果你上了点年纪，八成看过电影版的《好兵帅克》，那就一定会对黑白影像中那个痴痴呆呆的矮胖子印象深刻。他真的是个傻子吗？还是“聪明的傻子，天才的傻子”？
有一次，哈谢克听到有人说：“你蠢得像帅克一样。”他会心一笑，他正是以白痴的方式嘲讽着这个非理性的世界，到底谁是傻子？这世界，难道不是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吗？借帅克这个大智若愚的勤务兵之手，哈谢克行否定主义之实。所谓“崇仁义，愈致斯伪”，哈谢克对统治秩序的轻蔑态度表明，他所认同的，是与这种“蠢话连篇”的现实图景所对立的另一种“愚蠢”。帅克被他的同时代人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天字第一号笨蛋”，正是这样一位公认的蠢货、白痴，却对这场非理性的战争作出了最恰当的描述。
弗洛伊德：给时代之病把脉
如果说未来主义教会了超现实主义者如何像个政治家一样发表宣言，那么弗洛伊德就让他们知道，原来还有潜意识，而潜意识写作/自动写作将会让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是一次公开的歇斯底里症、一次所有人都走向疯癫的精神失常，临床表现为职业性的神经病。这个留着大胡子的奥地利催眠师，看上去眼神里总有些狡黠，在他的心中，又有无限痛楚，谁人能知？在一战中，他两个儿子参加战争给他所带来的恐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弗洛伊德在1920年建立了死本能理论，即死的愿望，生本能或存活本能的对立面。
正是因为精神问题的蔓延，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得以施展用武之地。在一战之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被认为是和印度瑜伽之类的神秘疗法，他被看作是一个满脑子淫秽念头而邪恶下流的人，当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英译本于1914年的第一个冬天出版时，有人在《不列颠医学杂志》上撰文对该书大肆抨击，称其为“满嘴胡说八道”的“致命的病菌”。可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战争恐惧症患者呈直线上升状态，对约104万不列颠官兵的分析表明，恐惧症患者占了34%。人们急需心理治疗，而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恰逢其时，很快就得到医学界的重视。当时，德国战地医生西梅尔尝试用催眠术治疗病患，他发现，这一方法极其奏效，可以宣泄受压抑的情感，对于那些装病想要逃离战场的逃兵来说，他们的内心真实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则无可逃遁。
因此，在战后，他就成为了业界良心、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当他的信徒萨尔瓦多·达利在架上绘画上制造着梦境的幻觉，当希区柯克在《精神病患者》和《爱德华大夫》中不断地重复着弗洛伊德的母题，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深入人心，也正是这样，通过文学艺术的极速传播，弗洛伊德的声望从1919-1939年达到了顶峰，因为他那些多少有些偏激的理论，竟如此犀利地道出了战争乃至整个人类内心的暗黑秘密，直到他们经历了这血腥的4年之后，才发现天才的弗洛伊德早就泄露了天机——这时代的病症，需要一种福楼拜似的解剖刀给予精准的一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所说的：“神在人身上是永恒的，而魔鬼则是人身上走向灭亡的东西。人精神错乱的唯一根源在于自身的罪恶。”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