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采访了多名纳粹子女，探讨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看待上一代的罪恶，又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在这本书收录的14段采访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让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卫军，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说，他那时做的，都是开会时领人入座一类的事情。有一次希特勒到巴特戈德斯贝格，他还做过卫兵。他说他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其实我对他在战时做过什么，并不感兴趣。我真的相信他什么也没做过——至少他和集中营或者灭绝营无关。我所担心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战后他顽固不化的思想。他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是糟糕透顶。他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者可能是最后六个月，他那时已病得很历害。
17岁那年，我去看望东德的亲戚，因为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了萨克森豪森。东德的导游总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从西德来的游客，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我们西德人是罪人，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是最好的德国人。
他们带我们到那些地下室，让我们看美国人解放集中营的图片。看过之后，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简直不明白阳光怎么还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去看这种事。”
大概就是那时，我父母开始了他们的那些演说，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那时。我在学校或在家讲过去的事情越多，我父亲就越暴躁：“该死的学校，往外扬家丑。事情没有那么糟。那600万犹太人的事，那也是夸张。”
他们总是想将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没有罪恶感。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给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结果成了“SS”（与“党卫军”相同）。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却使我终生背着包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玩儿的，每当我提起时，他们都说我缺乏幽默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这些问题一遍遍出现在眼前。
有时，尽管次数很少，通过一些迹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什么都知道。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他们在艾斯莱本火车站待命的事。当时一列火车驶进，装牲口的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声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这时他明白了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命运。但是当我问他对此做了什么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你指望我做什么？当时家里有三个小孩，你说起来倒容易。”
从那以后，我让步了。我心想，这毫无意义。每次我们争论第三帝国的问题，总要扯上别的有关偏见的事，而这些偏见最终分析起来都与战争无关。犹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还有一长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他总是理直气壮，从不退缩，无论在哪里，在附近的小酒店，还是当着陌生人，都一样。他还看不起所有与他不同的人。他蔑视所有胆小、不敢说心里话的人，即使他们听他诉说，而且表示同意。他从不吝啬对人的蔑视。
1967 年，我与他一起游览地中海。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度假，最后一次试图与他一起分享欢乐。400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聾哑人，这又引得他大发议论。我仍旧愚蠢地想和他讲道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宁肯要200个聋哑人，也不要200个黑人。对我认真说的话，他总是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想法不符合逻辑。一天晚上，我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跳舞，还开玩笑说可以想象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导致父亲大发雷霆。但两天后我们在以色列靠岸，他对码头上一些穿军装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热情。
一年以后的1968 年，我们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特·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他发火了。他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不留丝毫痕迹。他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25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
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
我父亲至死都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房间。她对我说：“父亲要杀了埃里希，我们还是走开吧。”后来我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情况更是糟透了，因为没有邻居，不用担心被人听见。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绝不再住独门独院的房子。
我二十一二岁时，总想要自立。但是我的许多个性仍然使我感到害怕，尤其是缺乏同情心。我认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承袭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在街上打她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干涉。我站在一旁，一动也没动，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小女孩。她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进行自我保护，所以我不喜欢她。
后来在女权运动中，我看到受凌辱妇女的照片，我本能的反应是，她们是自找的，她们为什么不进行自我保护？ 如果她们进行自我保护，就不会挨打。我只对那些保护自己的人表示同情。我的哥哥和我挨打时，也从未进行自我保护。对于所有的事情，所有可以想象的羞辱，我们都忍受着。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变了。几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孩。我在梦中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只是在游戏。接着我看见他们把那个小孩倒吊在一根柱子上，用棍子打他的脚底。到這时，我仍然在想这是梦中，这是折磨人的手段。我向那个小孩走去，干预了这件事。那个梦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
1973 年，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是他退休六个月之后的事。他病倒以后，我们的关系多少有些好转，我们宣布休战。他在临终前，态度多少缓和一些，也比较温和、敏感。我用很多时间来照顾他。而母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他非常苛刻，不肯请个护士在家照顾他。我父亲得的是肠癌，她真是折磨他，只有他顺从的时候，她才给他灌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坚持让请个护士。
她那样对待一个将死的人，令我感到恐怖。我搬回家住，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三年前，我还在考虑到南美去买一大片土地，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开始感到，在德国也很舒服。我意识到尽管这里发生了一切，或者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才是我的家乡。我看到所有丑陋的东西，也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我意识到我不会有多大变化，事情也没有多大变化，一切都有可能重演。过去20年那伟大的教育事业并未使人们真正改变。单靠书本学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在我接触的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我的一个哥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痛斥身边的一切——外国人、工会、工人。但他一找到工作，就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过去的痕迹依然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是最轻微的混乱，我们也会马上向别人发泄，自己有过失也总是去指责别人。不幸的是，我在自己的身上也看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对她（母亲）讲起维克托·弗兰克写的关于奥斯维辛的书，她说：“噢，他肯定也是他们那伙的。”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优秀的医生竟然也会被关进集中营。因为，集中营里的人都是下等人。她那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她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她那时眼界受到限制，现在依然眼界狭窄。我的父母从来——请原谅我这样直言不讳——都是眼界狭小，缺乏兴趣而且愚蠢。他们身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被人操纵，还有就是那不可言状的冷酷。这实在很糟糕，但我还是要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可能与父母缓和关系，但是他们失去了机会。如果母亲对我哪怕只说一次：“听着，我想过了，从根上讲，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最糟糕的就是视而不见。我将带着这罪孽到坟墓里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我会与这样一个母亲和解，即使发现她原来是集中营的卫兵。
（本刊有删节）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译者：贾辉丰 臧惠娟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