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璐
1992年的時候，还是个私营企业主的卢恩光恐怕不会想到，25年后他竟能官居副部级，成为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他更加不会想到，为他的落马敲响丧钟的，是他当年的一次“穿越”。
2016年3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司法部，发现卢恩光1990年填报的入党志愿书上有“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这样的表述。我们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发生在1992年。这份材料如果是真的，那这位副部级大员肯定是“穿越”了。实际上，这份入党志愿书正是卢恩光在1992年伪造的。
这个故事出现在近期热播的四集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这部专题片以反腐为主题，王三运、黄兴国、王珉、苏树林等一批省部级落马高官纷纷出境，讲述自己的贪腐往事。在揭露贪官的罪行之外，专题片还首次披露了巡视工作从准备、进驻到调查、反馈的全过程，介绍了巡视组发现问题的多种“独门绝技”。
官场上的荒唐事
借由入党志愿书的线索，中央巡视组对卢恩光展开了调查，发现入党材料之外，卢恩光的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家庭情况全是假的。
卢恩光只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高中，可他却靠买、靠混成为了同济大学的管理学博士和中科院的法学博士后；实际上有七名子女，他却只上报了两名，其他子女则通过假手续落户在亲戚家。为了不露馅，孩子们即便在家里也不能喊他爸爸，而要喊姨夫。
甚至，连卢恩光这个名字也是后来改的：恩光二字的含义是感恩父母、光宗耀祖。而他光宗耀祖的方式就是“当大官”。卢恩光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每天睡觉前都要在心中默念：“知足常乐，老天厚爱，你已功成名就，睡觉！”睡醒之后再默念“不知足，常进取，功名就在前边，努力前行！”
秉持着这样扭曲的价值观，从1997年到2003年，卢恩光一年换一岗，六年提六级，从乡到县到省再到北京，从副科级到正局级，完成了私营企业主到高级干部的“华丽转身”。
得以“火箭”式提拔，卢恩光靠的是金钱开路，说白了就是“买官”。每升一级，他都要多方打点。在他的买官之路上，20多名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收受贿赂，不少人后来听说他成了副部级，自己也觉得实在荒唐。
在专题片中，让人觉得荒唐的官员不止卢恩光一人。
黄兴国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他结交所谓的“红顶商人”，相信过骗子，甚至迷信过风水。天津市政府大院原本四个门都可以进出，后来西北门却被封上了。黄兴国这么做是听从了风水先生建议，因为门开的太多容易“漏气”，得关上一个才能把气聚起来。
天津迎宾馆门前的景观石也有故事。因为之前的石头太过尖锐、带有凶气，黄兴国更换了一块更圆滑的石头以求平安。但这些做法当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2017年1月，最高检依法对黄兴国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另一件荒唐事发生在一汽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身上。徐建一出生于1953年，与一汽同龄，父亲是最早一批一汽的建设者之一，给他起名徐建一，寓意就是建设一汽。然而，在一汽工作期间，徐建一却利用职权让亲属承接业务，收受房产和钱物，没能对得起“建设一汽”的名字。巡视组进驻一汽集团期间，收到了大量群众举报，反映一汽的领导“住别墅、拿高薪、坐奥迪，就是没有心思搞自主品牌”。
在我们眼中，卢恩光、黄兴国等人是荒唐的，但在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人看来，这些行为并不反常。官场荒唐事背后其实是权力的滥用，当权力失去约束，专权的领导干部就会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做出再荒唐的事情也不奇怪了。
“一把手”专权
在甘肃兰州，曾有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干部团体，一个是“酒钢号”，另一个是“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它们都是由原甘肃省副省长虞海燕精心打造的。
“酒钢号”原本是一趟从酒泉钢铁公司开往兰州的列车，这个词在虞海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增添了新的含义。虞海燕把大量酒钢公司的亲信调到兰州市核心部门、核心岗位，跟随着他从酒钢走进兰州，就等于坐上了提拔的高速列车，人们因此戏称他们搭上了“酒钢号”。
“酒钢号”之外，虞海燕还设立了“市委市政府督查室”，选调141名青年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提拔了其中的76人到重要岗位工作。虞海燕把督查室变成只对他个人效忠的机构，经常通过“培训”向这些青年干部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势力。这些年轻人想要得到提拔重用，首先就要“听话”，听的自然是虞海燕的话了。
看起来，“一把手”们有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动力，因为当重要岗位上都是“自己人”时，他们推行政令便能畅通无阻。但实际上，当官员们彼此照顾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的权力便会极大的膨胀。权力没有了限制，一定会让政治生态变质。所以，党中央多次强调，在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
腐败分子培植私人势力和拒绝接受监督、甚至滥用公权力清除异己，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专题片就披露了一些借助职权消除异己的案例。
原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曾长期在中石油工作，他公款报销个人开支、借项目牟利等贪腐行为在中石化员工中早已不是秘密。曾有看不惯苏树林这种做法的人在网上发帖议论，苏树林看到后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叫人删帖。帖子删除后，他再把自己违纪时的经办人调离原来的接待岗位，试图以此抹平证据。
人送外号“武爷”的武长顺清除异己的手段又比苏树林厉害了不少。武长顺曾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他占有股份的联华公司垄断了天津的停车场经营权，无人竞争又无人监督，乱收费现象严重。
2013年，一段諷刺这种乱象的快板书《说联华》在网上流传开来，作者是天津市河北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子健。他并不知道联华公司的幕后老板是武长顺，无意中戳到了“武爷”的痛处，也为自己惹来了大麻烦。武长顺看到这段快板书后大动肝火，李子健被要求写下道歉信还不算完，又被几次请进公安局接受“批评教育”，武长顺滥用警权竟到了如此地步。
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则是为了谋求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代表。他纵容甚至授意亲属在甘肃承揽工程，为多名老板办事，收受钱财、房产。自身存在的贪腐问题，使他在工作中不敢动真碰硬，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就是例子。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这里多年来的违规开发活动触目惊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做出一系列批示后，王三运并没有认真督促整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严肃问责，导致当地的生态进一步恶化。王三运对中央的决策阳奉阴违，是因为他和排污企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结果就是自己得了好处，公众的权益却遭到损害。
大权在握时，这些腐败官员只手遮天，作威作福；中央巡视时他们却又慌不择路，用尽浑身解数，对抗“组织审查”。
意识到巡视组正在调查自己，虞海燕把他跟企业老板的合影剪碎了、往马桶里冲，以致于把马桶堵塞。和老板们统一口径后，虞海燕又把多部专线手机放到醋中浸泡，指望加速手机腐蚀以防泄密，浸泡之后他再把手机扔进黄河。那段时间他经常到黄河边散步，扔到黄河里的除了手机，还有砸碎的名贵手表等不少物品。
虞海燕还找到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退休警察，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实际上，这位自称有中纪委背景的警察其实只是兰州市公安局退休的普通干部。
专权时的不可一世与失去权力前的困兽犹斗，一方面反映出官员们对权力的依恋，另一方面也表明劣质的政治生态亟待整治。
过去五年里，巡视制度成为重塑中国政治生态的一把利剑。
巡视利剑
专题片披露，十八大以后中纪委已经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了“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了机动式巡视，兑现了全覆盖的政治承诺。
巡视带有很明确的“问题意识”，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巡视就是发现问题，我们不是导演巡视工作，搞‘假把式。只有发现问题才有意义，才能解决问题，才有震慑力。” 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中央巡视组要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从全然陌生的环境里找出问题，摸清一个部门或省份的政治生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不但要抽丝剥茧、从海量的访谈与材料中去寻找线索，还要与对抗组织审查的贪官们斗智斗勇。
2016年，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开展巡视“回头看”，并将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为了掩盖拉票贿选的腐败行径，王珉等人想尽办法混淆视听，他们提供有误导性的信息，希望把水搅浑，给巡视组提供障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谎言反而能提供信息和启示，发现谎言中的漏洞，也就为调查打开了突破口。
巡视组在天津工作期间，为了提防时任公安局长的武长顺，专门用仪器设备对会议室、宿舍全面扫描，确认没有窃听器；组员们讨论工作，绝不用电话、短信，而是去河边散步，在室外面对面地交流。
官员们想方设法地打探和阻挠巡视工作，恰恰说明巡视制度是有效的、是动真格的。对于官员的违纪违法问题，巡视组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在这样强大的震慑作用下，存在问题的官员自然感到恐惧。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解决巡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十八届中央巡视从一开始就打破既有模式，进行了多项改革创新。
最初是三个不固定，即巡视组组长、巡视对象、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不固定。巡视组组长实行“一次一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都是到了动员部署会上才公布，这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被巡视官员与巡视组串通、躲避审查的可能性。
接着是专项巡视，哪里有情况就巡视哪里，冲着具体的人或事去，增强巡视的震慑力；之后巡视组实行“一托二”、“一托三”，一个巡视组安排两到三家单位，分领域、分类别巡视，发现共性问题。最近一轮巡视还首次推出了“机动式巡视”，它发挥短平快的优势，聚焦重点专项问题，使巡视对象搞不清什么时间来巡视，吃不透巡视的重点内容，猜不准巡视组的“底牌”。
2016年，第九轮巡视开始进行“回头看”。此前，有些官员心存侥幸，以为躲过一轮巡视就万事大吉了，“回头看”则释放出“巡视不是一阵风”的信号：它既关注老问题，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又发现新问题、找出一轮巡视中的漏网之鱼。王珉、王三运、杨振超、陈树隆等腐败官员正是在巡视“回头看”中被挑落马下的。
而在工作方法上，巡视组也在不断创新。一轮轮巡视下来，他们提炼出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从与党员干部广泛谈话、核查个人事项报告、接收大量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到个别谈话和查验票据相结合、检查大额资金往来、情况通报会、下沉一级了解情况等。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情况通报会”和“下沉一级，了解情况”。
中央巡视组每次进驻前，都会联合中纪委、中央组织部、审计署、国家信访局等多部门召开情况通报会，通报被巡视地区或单位的情况，包括中管干部过往的问题反映。这样，巡视组在进驻前便能了解一些问题，进驻之后可以有方向性的开展工作。
“下沉一级”也是重要的方法，深入基层、深入了解领导干部的过去，到他们曾经担任“一把手”的地市去了解情况，往往能够获取更客观的评价和有价值的信息，许多中管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正是发生在担任地级市“一把手”期间。“下沉一级”打开了突破口，王保安、杨振超、陈树隆等一批落马官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当然，巡视利剑能够有如此威慑力，关键在于真巡视、真发现问题、真整改落实。只有这样，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才愿意说真话、道实情，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才能相遇。
过去五年，巡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巡视被认为是破解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届时也将为下一个五年的反腐败工作布局，可以预见的是，巡视制度将会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