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愫閒
【摘要】据文献记载，至少在战国晚期，铜镜已经在我国广为流传，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灭亡，延续4000多年。全国其他地区钱纹铜镜最早可追溯到五代，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面钱纹铜镜时代最早，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反映了东汉以降战乱纷飞年代普通民众对和平盛世的希冀。
【关键词汉代铜镜;钱纹铜镜;青铜器;甘肃省博物馆
镜，古又称鉴。《说文》：“镜，取景之器。”《玉篇》：“鉴，镜属也。”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铜镜还无据考察。从世界范围来看，铜镜分为东西两个系统：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圆板具钮镜，二是在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盛行的圆板具柄镜。中国从何时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不易解答。《轩辕黄帝传》：“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述异记》：“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这些神话传说虽无以为凭，但也能说明镜的起源久远。在文献记载中，“镜”字最早见于《墨子·非攻》和战国末期的一些著作中。《庄子·应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生物而不伤。”《楚辞·九辩》：“今修饰而窥镜系。”这些记载说明，至少在战国晚期，铜镜已经广为流传。
铜镜属青铜器的一个分支，1975年甘肃省广河县出土的齐家文化素镜和1976年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的七角星纹镜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铜镜，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灭亡，延续400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进，大部分青铜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铜镜的数量却越来越多。其使用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是：首先，铜镜是生活使用品，较其它青铜器更贴近生活。汉代以前，青铜器一般分食、酒、车马、兵器及工具等。由于铜这一材料的特殊性，在汉代铁器普及以后，铜镜才进入寻常百姓家。再者，铜镜制作过程比其他绝大部分青铜器简单。其最繁杂之处是镜背装饰图案的制作，但比起青铜食、酒器等的纹饰、器形则相对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铜镜背面的纹饰，由最初简单的线条，动物纹饰，到后来出现的各种抽象纹饰、几何纹饰、动植物纹饰、人物故事纹饰;制作工艺也出现了绘彩、错金银、镂空、镶嵌、金银平脱等诸多装饰工艺;形制更是出现了方形、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盾形、钟鼎形，且有些还带柄。
《尚书·酒诰》记载;“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由此可知商代本就有经商之传统。由考古发掘也可知，从商代开始即有贝随葬的习俗，墓葬规格越高，随葬的贝数量则越多，多置于死者口中或手内、脚下，似为财富的象征，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一直延续至春秋晚期。出土的西周铜器上也有记载，周王或贵族以贝赐臣属之人的例子。说明至少从商代开始，贝可能已经有了货币的职能。钱币可划为青铜器一类，亦可单分一支。但到了周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属铸造业的兴起，出现了青铜或其他金属类钱币。春秋战国时期，各方国因经济发展有差别而自己铸造的钱币也不相同，像金币、铜质仿贝币、刀币、布币、圆钱等。至秦代才出现全国通用的青铜方孔圆钱——秦半两钱。起始时间晚于铜镜的出现，直至清末民国才停止使用，却同样沿用了2000多年。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面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钱纹铜镜，镜身直径8.1厘米、边缘0.5厘米，半圆形凸钮，钮周一圈窄凸线纹钮座，主要纹饰为呈正菱形的八枚五铢钱（四枚完整、四枚一半），钱间用凸线连接，钮与钱纹间空隙处篆隶四字铭“位至三公”，一圈空白带外饰一圈小锯齿纹，素缘。1956年，张掖市郭家沙滩出土。保存良好，整体呈银灰色，有些许绿锈。据查阅文献全国出土的明确为钱纹铜镜有江苏省连云港市五代末至北宋初年墓出土一面;吉林省吉林市和辽源各出土一面;江西省吉安县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墓出土一面，方形连钱纹;江西省星子县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墓出土一面，“亚”字形连钱纹;四川省成都市出土一面;内蒙古昭乌达盟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一面。
这些出土物再加各个博物馆征集、采集的钱纹铜镜，据其纹饰可分为三类：其一，似花瓣纹钱纹。主纹以一个圆点为中心，“十”字形四叶对称展开花瓣构成一个花卉纹，镜身整体纹饰即为这些花卉纹。花瓣间一般饰五个或五个以上凸点纹饰（类似梅花状）。如果以五点凸纹为中心，此种镜便可称为连钱纹铜镜。其二，主纹为钱纹。主纹即为当代的钱币形制，例如甘肃省博物馆藏钱纹铜镜，再晚如“大定通宝”钱纹铜镜，此镜一般为桥形钮，无钮座，一圈连珠纹外即为梅花花瓣状的五个大定通宝钱币造型，钱币间饰宝相花，外再饰一圈连珠纹，窄卷缘。还有一种“大定通宝”铜镜，钮周饰一圈五枚“大定通宝”钱纹，外围又饰五枚“大定通宝”钱纹，间夹童子举花卉纹，皆为宋代金人所做铜镜。其三，钱纹为辅助纹饰。大都只有一枚钱币纹饰，例如上文所提“大定通宝”钱纹铜镜的另一种形式，即镜中心或边沿有一“大定通宝”钱纹，或有柄无钮;还有一种即明代的神仙多宝镜，镜身一般为元宝形钮，纹饰为神仙、铜钱、梅花、犀角、方胜、银钱等。
综上所述，全国其他地区钱纹铜镜最早可追朔到五代，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此面铜镜为记载最早的钱纹铜镜。考古学者根据与铜镜一起出土的陶器及其他器物判断墓葬上限为东汉末年，下限为魏晋南北朝。
公元25年，农民起义推翻王莽政权，而汉光武帝刘秀却最终得到了王权，建东汉，都于洛阳。因他靠地主豪强之力得天下，统一后不得不分封外戚、功臣400余人，这些人与宗室王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机构。为了削弱分封诸臣势力，巩固政权，光武帝弃三公大臣不用，另设地位低微的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并设中常侍、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多人，用来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但东汉后期，人数众多的宦官却成为实际最大的掌权者。
朝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朝外无市籍与有市籍的地主阶级（汉代无市籍地主有权为官，有市籍地主无权为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分别选择与外戚或宦官为伍。东汉经历了光武帝、明帝与章帝统治，皇室大权便落在外戚与宦官手中，以后百余年间，两股势力不停地互相争斗，，在外戚、宦官附带一个官僚集团这几股势力反复斗争中，东汉迎来了分裂期。董卓作为凉州下层豪强的代表，成为东汉灭亡的导火索。公元190年以后，董卓、袁绍等各派势力一直在互相厮杀。赤壁之战后，才基本确立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股势力。三国分势而立，分别占据北方、西南、长江下游流域大部分地区。但三股势力内外之争却从未停止。魏王曹操从建立政权便与内部拥护汉室的士族存在矛盾，并且一直征讨四方试图统一全国;蜀国刘备从未停止恢复汉室的行动，但还得平定西南诸夷;吴国看似平静，却由于孙权严苛的赋税导致民众怨声载道。当三国政权的建立者们相继逝去后，却由篡夺魏国大权的司马氏一族于公元260～280年，先后杀魏帝，灭蜀、吴，建立晋朝。乱世中夺权的司马氏一族并非治世良才，重蹈汉朝分封诸王至灭国覆辙。西晋政权在短短几十年的统治后便被“八王之乱”打破，由此引起300年的战乱纷争。往后的南朝与北朝，以长江天险为界，各自为政，北朝结束十六国战乱纷争局面建立以鲜卑拓跋氏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政权;南朝由汉民族建立政权，主要是北方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至长江流域，和南方部分豪强融合，虽只有局部、短期的战乱，却也一直进行着政权的更迭。
当时的甘肃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较中原地区，稍少战乱。西汉初置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最初为少数民族部落居所，后迁徙大部分汉族人，使此地逐渐由游牧地区转变为农业区;并使北方匈奴与青海附近的羌族无法联合抵抗汉朝;且能联盟乌孙等天山以南的少数部落，抗击匈奴。“河西走廊”一词确实名实相符。东汉时期，虽内政黑暗，但河西地区自西汉以来，还是受汉族影响很大，所以不管生产还是生活，都与中原无大差别。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一带更是与黄河地区一样都在一个朝代的统治下。
在这样一个战乱纷飞的时代，普通民众甚至达官贵族无时无刻遭遇、忍受战乱、夺权、争利所带来的痛苦。但越是战乱，文化的交流、传播、影响力就越快、越大。东汉末年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手工业、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都迎来了蓬勃、迅速的发展，宗教也迎来了转折。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左氏春秋》、《说文解字》、《后汉书》等专著的问世，佛教的传入，文字的革新，以及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机、王充、华佗、祖冲之等各领域佼佼者的出现，无一不让这个乱世迎来了文化盛世。文化的繁荣只是给人们精神的寄托，并没有为生活带来质的变化。这个时代没有合格的统治者导致了民众希冀的和平盛世无法到来，而于普通民众甚至下层地主阶层来说，为商赚钱或为官拥权便是脱离被剥削、被压迫最底层阶级最现实的办法。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铜镜，反映出当时民众的真实想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想象中的神仙纹饰开始出现在铜镜背面，尤其是东王公、西王母、南极老人、伯牙、钟子期、黄帝等神话人物和青龙、白虎等避邪护卫禽兽的形象，表达了人民想脱离苦海，过上神仙般日子或希望有人庇佑，平安幸福一生的愿望。并配以“位至三公” （太尉、司徒、司马）、“君宜高官”、“君命长”、“大吉羊”、“大乐富贵”、“常富贵、乐未央”、“长宜子孙”等追求高官厚禄、希望家人平安吉祥的诉求和祈求文字。因此，作为流通货币的方孔圆钱形象也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了铜镜的装饰背面。
甘肃博物馆收藏的这面可能为全国最早铸造的钱纹铜镜，其简单的纹饰反映了当时乱世之下，普通大众改变不了时局，只能寄希望为官、为商，从而摆脱被剥削、被压榨、一世贫穷的现实。这样的希冀在当时只能通过诗歌、散文或者铜镜纹饰等艺术形式予以表达，作为最底层阶级的普通大众要想翻身，必须得推翻腐朽的封建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希冀与现实的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