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璇 解佳 江泓源
[摘 要]文章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三种最多提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研究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从提出背景和意义内涵上阐释mobility译为“移动性”的合理性，在概念比较和辨析中追问知识的产生和研究的脉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Bauman的流动性和Urry的移动性所指不同：前者是现代性的特征，关注时间意义；后者指移动中社会的属性，关注空间维度。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移动性研究经历了从侧重实体移动到实体移动、附加移动和虚拟移动并重的移动研究转向，研究的主要领域也从交通地理转化为交通地理、社会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行为地理乃至政治地理并存的局面，出现了所谓“杂交地理学”。从旅游学角度来看，移动性作为桥梁把社会学和地理学连结起来，旅游者通过实体移动、物品移动和虚拟移动，构筑了与异地的多元化关系及网络，引致空间和资源的冲突；由现代科技联接的实体/虚拟移动变革了旅游者离家/在家的体验及传统时空关系，由此也将日益打破旅游/工作、真实/虚幻、神圣/世俗、在场/缺场、主人/客人、地方/人等与旅游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移动性既可以囊括对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及其所构筑的复杂网络的研究，也可以打破一贯以西方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关注旅游中的各种现象。文章从多学科的視角出发，导出移动性已成为打破学科边界而融合各学科特征的后学科研究范式，希冀这一范式为后续的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关键词]移动性；流动性；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0-010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0.015
引言
Mobility是由John Urry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1]，他认为在边界日益淡化的当今世界，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物质的（physical）、想象的（imaginative）和虚拟的（virtual）、移动（movements）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mobility视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或理论路径 [2-5]。但国内对于mobility的研究非常有限，仅有少数学者从流动性（即下文所译的“移动性”）视角对与旅游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过论述[6-10]。学界对mobility理论尚未有过概念的解析和系统的梳理，因此很难以此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1（empirical study）。杨茜好等 [11]曾对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mobility研究进展进行过阐释，但他们关注的是移动空间和该过程本身产生的意义，和最初旅游社会学中mobility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孙九霞等[12]在2016年开展了一场针对流动性话题的跨学科对话，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把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解读的积极探索。以上中文文献均把mobility译为“流动性”，笔者将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三种最多提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阐释为何mobility译为“移动性”更为贴切，在概念比较中追问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因此，本文旨在对移动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渐次梳理评述，通过辨析与之相近的其他概念，廓清移动性的内涵，希冀这一范式能为更多的后续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1 社会学：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移动性（mobility）之分野
千禧之年，同为当代英国社会学扛鼎之人的Zygmunt Bauman和John Urry分别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13]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前者（liquid modernity）是社会学领域占据比较中心位置的话题，因为该书讨论的是“现代性”，“liquid”在这里仅作为形容词对modernity进行修饰，意在说明现代性的特点；后者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话题，但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却发挥了更大作用：Urry等主张将mobility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3-4]，并于2006年创办了Mobilities期刊，在首刊的编者文 [3]中再次重申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mobility转向”，提出Mobilities这本期刊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一议题突破各学科边界，让这一主题的研究走向中心。因此，Bauman和Urry的研究并无关联，两者几乎同时产生，各自独立发展；两人后来的论著较少引用对方论著，也源于两者谈论的乃是不同事物。而把mobility译作“流动性”，把它作为Bauman“流动性”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流动范式”[10]，把Bauman现代性的流动性等同于Urry的mobility[14]，可能有悖于mobility概念提出的初衷。为了与Bauman的现代性的“流动性”（liquid或liquidity）这一普遍被国内社会学界接受的译法相区分，将mobility译作“移动性”更具合理性。下文从流动性（liquidity）和移动性（mobility）各自提出的背景出发，厘清两者的来龙去脉，在概念的传承更迭中辨析差异。
1.1 Bauman的流动性
在区分liquid和mobility/mobile/movement/motion的问题上，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后一组词语其实都描述了一种“运动”，那么反义词就是“静止”（static）或者“不动”（immobile），而前者liquid既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流动的”意思，其反义词是solid（既可以表示“固体”也可以表示“坚固的”）。Bauman运用流体及其液态特性来说明现代性1的特征，是非常精准的：“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17]。固体突出体现在它的空间意义上，而液体则体现在它的时间意义上，因为流体不能长久保持它的形状，易于改变自己的形状，所以对液体来说，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重要[18]。“从某种意义上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17]。“流动的现代性”之“流动性”不仅指“资本的流动”，更是指资本流动带来的全球化后果：“社会”的流动和解体。Bauman基于流动的现代性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下资本和人力的流动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威胁。如Bauman以“旅游者”或“流浪者”形容现代人生活在各自为政的空间里，但不与这个空间发生实质性联系，他们不关心公共政治，只关心私人生活，没有建立起公共责任。他藉此来比喻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之间关联如同液体一般的不稳定性。因此，“流动”是Bauman对后工业时期现代性的一个判断、一种诊断，而并非对现代性的否定。endprint
在Bauman把“流动的现代性”作为当今西方发达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个诊断性结论[19]时，他也分析了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时空压缩。前现代是空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权威通过人为地制造空间距离来实现，对他者的征服和控制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控制达成的。而在流动性的状况下，时间和空间不再合二为一，而是时空分离，空间被时间所控制，权力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进行运动（如通过视频会议可以同时向不同空间上的参会者扩散权力），以致于空间被挤压得可以忽略不计[18]。这一观点与大卫·哈维提出的“以时间消灭空间”殊途同归。
可见，在时空二维概念中，Bauman更关注的是时间意义。现代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液体）去溶解空间（固形物），或者说，用时间去改造空间。与这种“流动性”类似的表述，是Marshall Berman的名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的标题句，意指在现代性中，一切传统、宗教、终极价值等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1.2 Urry的移动性
Mobility成为社会学的话题同样源自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和时空体验改变这两大背景，但Urry移动性关注的内容和Bauman的流动性全然不同。
首先，Urry一直是在跨国环境问题这个框架下关注移动性命题的，这和Bauman从现代性这一社会形态下来关注流动性的视角不同。以跨国环境问题为核心议题，社会学家们发现源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静止的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1]无法解决“烟雾即民主”[20]的问题。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使得人们认识到必须打破原有的阶级民族边界、地理边界乃至学科界限。Urry在“旅游凝视3.0”[21]一书最末的“风险和未来”中强烈批评迪拜这样高耗能、非环保的旅游吸引物的存在，斥之为旅游业的“风险”；offshoring一书[22]更是致力于揭示全球化阴暗面之“高碳社会”，他曾参与的中国城市移动性项目也和低碳创新有关[23]。
其次，Urry重点关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或者不平等的移动结构，这是Bauman的流动性较少提到的话题，却恰恰是Urry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再发现，也是移动性能成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原因。Urry对19世纪英国铁路的分析[1]，不是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分析，而是重新发现过去时代被忽视的问题：交通工具绝不仅是工具，它不仅重塑了我们时空体验，而且重塑了围绕着移动的权力关系。火车的出现使得长距离旅行的成本大大降低，无论贫富，都可以享受到自由移动和安全保障，推进了关于移动的民主化。在Urry的启发下，纷纷出现了对汽车、机场等移动工具和空间的分析，就是为了揭示移动中涉及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去创造更平等、更人性化的移动环境。由于Urry从不同空间中人的移动权力来审视社会结构，未来可能会产生“移动社会学”这样的分支，但是几乎不可能产生“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这样的分支。相较于Bauman的流动性在社会学中的研究热度，笔者认为Urry的移动性在社会学研究中被严重低估。
再次，Urry把“移动”作为社会网络中起到连结作用[13，24]和重构社会生活及文化身份的决定性要素[1]，搭建了人和非人（non-human）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而Bauman的“流动”则强调人变成“没有联系的人”，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17]，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警醒和批判。以往社会学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下忽略了人和非人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过分强调了人而忽略了“物质”（material）的存在，而媒体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和时空体验的改变（或称“时空压缩”[15，24]），使得社会的移动加速，并趋向网络化、扁平化。如果采取网状（而不是阶层状）、动态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就会发现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或者意外结果。Urry的mobility观念即强调了世界的杂糅性和多元性，因为移动不仅是人的，而且是物的（非人的），不仅是实体的，而且是虚拟的，是移动使他/它们联结，构成社会网络。
因此，在移动性研究中，飞机[25]和汽车[26-27]作为连结媒介，常常成为探索新的动态网络如何建构的研究主题。Urry在分析汽车移动性为何代表了一种自由源泉时指出，道路的自由使用权赋予驾驶者以任何速度、在任何时间去往任何方向的弹性，在西方社会通过复杂道路系统建构的网络联结上，可以抵达这一网络中的所有居民住所、工作地点和休闲去处[1]。而飞机同样和汽车、办公室、商务酒店等紧密相联成网络，帮助商务客们毫不费力地实现无缝对接的旅行。机场作为衔接移动的基础设施之锚（infrastructural moorings），是“动”中“不动”的节点，不仅承载了飞机的实体移动，而且体现了代码的虚拟移动，得到了大量研究关注 [13，28-29]。
最后，Urry的mobility和Bauman的liquid概念并无承接关系還可以从著作引用上窥见一斑。Urry关于mobility的著作[1，30]只在以下情形下提到了Bauman的流浪主义（nomadism）和液态性（fluidity）。其一，引用了Bauman关于“流浪者”（vagabond）和“旅游者”（tourist）的相关论述[31]，旨在解释不同词汇隐喻之义[32]的差别。其二，引用了Bauman关于“笨重、固化的第一现代性”和“轻巧、流动的（liquid）高级现代性”[13]来对比“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的差别。第一现代性中的管理犹如生产线上有人拿着皮鞭监督工人，这种监督是可见、直接的；但是高级现代性只需安装一个代表权力的摄像头，这种监督下的权力控制轻巧无形。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的背景下，人、财、物、信息等的移动速度才获得空前重要性。而Sheller和Urry [4]也肯定了Bauman流动现代性理论有助于使我们从现代世界的静止结构中抽离出来，去审视移动体系下由人、机器、资讯/影像所组成的社会实体。endprint
1.3 小结
Bauman和Urry都是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背景下提出各自的理论，两者都批判静止固化的传统社会学理论，有一定关联性，但两者的理论视角迥异：Bauman一直站在高级现代性特征的角度去解释“流动性”；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的是时间。Urry关注的是这种现代性背景下的有形和无形的“移动”；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空间。后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Urry的移动性概念后来能更多地被移植到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开枝散叶。“移动性”始终围绕着“移动如何可能及产生何种后果”展开，并不是Bauman“不再坚固，不再恒定不变”的“流动性”的题中之义；而“移动性”中对杂糅性（hybridity）、媒介景象（mediascapes）、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相关讨论，和“流动性”更是无甚关联。如此，Urry的“移动性”和Bauman的“流动性”泾渭大致可明。
2 地理学：移动（movement）和移动性（mobility）之同源
2.1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传承
当Shell等[4]提出将移动性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时，也包括了地理学。地理学有基于移动性的教科书[33]和专著[34-35]，地理学者是Mobilities这本学术期刊贡献最突出的作者和编者群体，移动性也一直是地理学会议讨论的主题[36]。代表美国地理学最高研究水平的旗舰期刊《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6年的开年特辑就是以mobility为主题的专刊，刊登了从2013年AAG大会征集的230篇论文摘要中挑选的28篇论文，覆盖了有关移动性的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这些都表明了移动性已经和空间、地点、网络、尺度等一起，归入核心地理概念之中[37]。
其实，移动性长久以来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关注焦点[11，36]：Crowe[38]曾在过程地理学（progressive geography）的论述中提到了与mobility相关的3个词：moving，movement和move，认为“对移动着的（moving）物体的研究可助我们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进一步，因为相对于静止的分布，移动（movement）包含了3大要素——来源、目的地和移动（move）的有效意愿。”他把移动与静止（static）相对，呼吁革新静止的地理学，把重心调整到研究“移动着的人和物”上来，形成动态的、重在研究过程的地理学。此处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缘起于对空间移动的研究，而剑桥英语词典上对mobility的解释也正是“可以自由或轻松移动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ove freely or be easily moved），用move来阐释了mobility。所以将地理学中的mobility译为“移动性”，能有效传承学科概念，并维护原词词义的信达。
Crowe的呼吁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但却被后来关注空间而非地区（region）的理论地理学（theoretical geography）所回应。Bunge[39]支持Crowe提出的类似“移动人文地理学”（mobile human geography）的观点，认为移动及其方式应成为新的理论地理学关切的中心，甚至可以跨越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如自然地理中，山脉和海岸线看似静止的，但其实也可以通过漫长地质年代的运动（movement）来解释；人的移动也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寻找规律，因此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可以融入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因此他倡导“走向一种宏观的移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ovement）。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交通地理学更将移动性置于空间科学的中心舞台，“人和物从效用低的地方被输送到了效用高的地方”[40]，“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person）使交通成为了主要人类活动，并可以用地理学的方法从空间角度加以研究，以解决运输业和运输活动中的问题。交通创造了“地点的功用”（utilities of place）；一般情况下，净力最省（least net effort）原则是空间科学中移动性的重要原则。此时的交通地理学关注的是作为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节点或网络，借以安排空间和地点；空间学者还热衷于计量地理学的建模。Nature杂志上Gon?alez等[41]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寻求个体时空移动规律，将对物理移动的研究推向高峰。可以预见，未来对物理移动（movement）的研究将更有赖于空间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走向与“硬科学”的结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移动性是地理科学的新范式，不如说是旧话重提[36]。除了空间地理和交通地理外，人和物的移动也是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焦点，包括移民地理学[42]、时空地理学[43-44]、女性地理学[45-46]、旅游地理学[47]、商品地理学[48-49]、历史地理学等。以前边缘化的移动性主题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调查兴趣所在，如人在移动中的经历和体验——人们如何在行走、跑步、舞蹈、駕驶、飞行的过程中创造空间和空间故事[35]。
2.2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转向
虽然地理学界一直有mobility这一概念，但把mobility的含义提升到更多元化内涵的“转向”层面，则是在Urry的千禧年专著[1]出版之后。主编Kwan等[37]通过对《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1911—2010年期间的论文分析发现，20世纪最后40年的mobility术语绝大多数用来指个体及其家庭之间的居住式移动（residential movements）。但他们并不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移动性范式是单向线形的从简入繁发展的，世界一直是持续“移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移动的强度和地理尺度大大增强了。同时，Kwan在同国内学者合作的中文论文中也把mobility译作“移动性”[50]。最近10年的移动性研究更走向深刻和多元，移动性成为多种移动的微妙交织：物理移动、物理移动所建构共享的社会意义、物理移动所带来的体验和具身实践[34，51]，奠定了新世纪转向后移动性研究的3层基本含义。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