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
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黄灯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持续有作品发表，早在2006年就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过返乡笔记《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但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2016年春节期间，她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图景》）夹杂在一系列真真假假的“返乡报告”中走红了。在其他一些虚构的故事被揭穿后，她的这篇文章得到持续的关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邀请他们夫妇一道探访了她的婆家，做了一期节目。
黄灯目前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我问她，你现在成名人了，走在学校里有没有被人认出来要签名啊？她说，没有没有，被人认出来多没意思。
触碰到时代的伤痕
黄灯这个名字我早有印象，若干年前我曾是《天涯》杂志的读者，她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那本杂志。最初读到黄灯的文章时，文末注明的身份还是博士生，如今她的身份已经变成学者、教授。
对这个名字印象深，一方面是因为文章写得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名字本身有点酷——“灯”字较少用于人名，容易让人联想到“海灯法师”那样的高人，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笔名。真实的情况是，她生于正月十五，灯节，所以父母给她取名黄灯。不过从网上找她的文章有点不容易，她自己也抱怨说，搜索“黄灯”，出来的大都是跟交通事故和交通法规有关的网页。
黄灯喜欢写，从2003年开始，她写了大量的思想随笔，加上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写作，总共超过百万字，但她的文字大部分静静地存在电脑硬盘里，拿出来发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她对出版一直非常谨慎。“我对出版心存敬畏，第一次出书相当于身份亮相，我的专业是文学批评、研究，但引起关注的是一些表现社会问题的随笔，身份杂糅，一直拿不准以什么姿态亮相。”
作为学者，黄灯迄今还没有出过书，她由此对广东高校职称考核机制心怀感激，因为职称评定时，论文跟专著的权重一样，现实中，发表论文的难度大于出版，这给了她继续审视、完善自己文字的空间。《图景》火了之后，有出版社找到她约稿，目前出版合同已签，她正在赶稿，不久的将来，黄灯的第一本书就会同读者见面。
她跟丈夫通过文字结缘。2003年，在中山大学读博士的黄灯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今夜我回到工厂》，那是她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写作外的作品，一篇回忆早年在国有企业经历的情真意切的散文。当时，她丈夫跟她在同一个系读书，算是她学弟，读到之后觉得有共鸣，就主动跟她联系。她丈夫是一个内向的人，即便两人是同学，也没敢直接去找她，而是先发邮件。至于“两颗年轻的心是如何走到一起的”，黄灯没有多说，她嫌这个问题太八卦。
如果不是这样的因缘际会，黄灯不会嫁到湖北孝昌，不会有机会深入了解她在《图景》中所描写的那个家庭。这篇文章的产生和走红，更有偶然性。2015年下半年，《十月》杂志的一位编辑为“思想者说”栏目向黄灯约稿，于是她就写下了这篇文章发了过去，很快她就收到使用通知，确定在2016年第1期的《十月》上发表。她同时把该文提交给了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高明老师提出，想通过他们办的网站和发表该文。在《十月》杂志首发并取得《十月》的同意后，黄灯把文章和图片发给了高明。然后，文章就借新媒体之势火了。
文章被广泛传播和讨论后，黄灯认真看了众多读者的跟帖讨论，她自己分析，文章走红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赶上了春节期间，那是个“乡愁”泛滥的时点：其次，“凤凰男”是个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很多议论都是在控诉嫁给“凤凰男”的种种苦处和憋屈，她以“农村儿媳”的视角切入，比较新颖；再次，她的写法是纪实的、冷静的，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农家的不容易，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会被触动、触痛。
“这种杂糅的文体，因为负载了现实的难题，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获得了犹如80年代伤痕文学的社会效应”，在应邀写作的一篇创作谈中，黄灯这样说。
底层认同
《图景》一文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既跟文章记述的内容有关，也跟作者的态度有关。
上海女孩到男朋友在江西乡下的家吃了一顿饭就决定分手的故事，虽然事后被证明是虚构的，但该女孩的“选择”其实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跟这样的现实相比，黄灯这个农村儿媳是另类的，她因为家庭的拖累过得有点累（她还在使用一个陈旧的苹果4手机，通话音质很差），有时也有抱怨，但她没有控诉嫁给“凤凰男”的不幸，而是用温情的目光看着丈夫一家，真正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态度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能传递温暖。
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可以找黄灯的其他文章看，你会发现，她不仅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婆家的人，她对底层也抱着悲悯的态度，她的心是和受苦的人贴在一起的。
黄灯说，这一立场的形成跟家庭教育有关。黄灯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她小的时候，母亲打理一个小杂货店，有一段时间，店里老是丢东西，就注意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小孩偷的。她母亲没有声张，跟她父亲说了，她父亲打听那个孩子的家境，发现他家里特别困难，于是送了一些钱过去。那个孩子再也没偷过东西，还考上了大学，跟黄灯的父亲成了同事，至今非常尊重她的父亲。如果把那个孩子偷东西的事情揭发了，他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父母内心有着对人的真正体恤和尊重，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
在《图景》中，黄灯顺带谈及她父母的家庭负担。在采访中，她谈到从小家里就不间断地有亲戚家孩子借住，来过的有五六个，其中一个常住了五六年，加上自家的四兄妹，这让她习惯了大家庭的生活。她母亲是个有些“江湖侠气”的人，喜欢人多热闹，从来不会烦，家里没几个人吃饭反而觉得不舒服。到了广州，她母亲也喜欢她把同学叫到家里，给大家做饭吃。跟母亲为大家庭的担当和付出相比，她说她做的差远了。
四年的工厂生活对黄灯的影响也很大。1992年黄灯考上了后来并入湖南理工大学的岳阳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纺织厂。头两年，她在厂部机关工作，算是管理人员，但两年后，国企改革开始了，领导找她谈话，要求她带头服从安排，因为她是党员，她被分流到车间当挡车工。当工人的两年里，活儿时有时无，最少时每月只发80元的生活费，形同下岗。1998年下半年，她一个同学开广告公司，看她在工厂没事做，就说你来我这帮忙做饭吧，每个月300块，于是她兼职干了几个月的厨师，边做饭边准备考研，住在一张靠近厕所的床上背单词，做政治考题。当年跟黄灯一起到纺织厂工作的有40多个大学生，下岗分流后大部分去了南方。她幸运地考上了研究生，于1999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念硕士。
回忆起当年下岗的日子，黄灯说，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怕，她明白了改革是真刀真枪地干，真切地体会到了改革对底层意味着什么。下岗不光是生计问题，还是对人的尊严的打击，就在黄灯的身边，有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下岗后拉不下面子去做摆小摊一类的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郊区偷菜。菜农了解情况后，没有责怪他们，还给他们送来一些菜，结果夫妇俩羞愧难当，服毒自杀。还有更多令人心酸的故事，她将一部分写进了《今夜我回到工厂》。
有了这段经历，再观察其后的社会变迁，黄灯有比一般人更强烈的痛感。她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疲于奔命，内心缺乏安定的东西”，让她带着生活的直感，本能地怀疑自由主义对资本的美化。资本裹胁市场，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她看到的是更多人陷入彻底的困境。在她看来，今天的社会比从前少了太多温情，她任教的学校不是985高校，也不是211高校，一些学生报考名校的研究生，哪怕分数再高也可能没有被录取的机会。她联想到武大的老校长刘道玉在1980年代推行的“插班生”制度，目的是给高考没考好的孩子多一次机会。两相对比，天差地别。“在改革中得利的有些人，已经翻脸”，这是她带有女性特有敏锐的总结。
在《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一文中，黄灯写道：“更多时候，如果要我说出对这个时代的真切感受，我只能承认总是被生命中那一次次懵懂的逃离惊出一身冷汗：1999年，如果没有顺利考研，大厂的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谁也无法推断；2006年，博士毕业的第二年，因为无法忍受搬书搬家的折腾及对一个独立私人空间的极度渴望，在手头只有5000元存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举借债买房，在接下来疯狂的房价飙升中，能否找到一个安居之所，令我一想起脊背就发冷。在个体和时代的抗争中，种种偶然和巨大的变故让人切实感受到时代对人的吞噬，这种来源于对生活无法掌控的赌徒心理，进一步加剧了我内心的犹疑，一种个体的无助感和不安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弥漫到我的内心。”
对卑微者的深刻同情，源于她作为一个稍微幸运的但又没有忘本的卑微者的经历，她说，“是生活教会的”。
内心犹疑的知识分子
《图景》一文在《十月》杂志首发的时候，题目叫做《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其实，这两个标题都有点名不副实，因为黄灯只讲述了婆家的情况，描绘的并非“乡村”的图景，也没有就如何“回馈乡村”展开具体的讨论。文章虽然使用了若干引文，但这基本上出于应付学术会议规范的需要（该文曾提交“第三届热风青年学术论坛”），否则，按黄灯其他文章的风格，引文是没必要使用的。
为什么在写作上停留于白描，而没有进入制度层面的讨论，从而提出自己的“回馈乡村”的建议呢？黄灯说，这个问题很“阴险”，问到了她困惑的点上——浅层原因是对三农问题缺乏了解，深层原因是她感知到社会问题已经以一种疑难杂症的面相出现，任何单一的药方都显得无能为力。
至于为何会形成目前的思想立场，黄灯曾提到学术体制和现实经历对她的双重影响。她回忆2003年写作时，在脑海中争相出场的都是大厂的经历，学院的生活仿佛在内心没有留下痕迹。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院生活，让她难以认同，纠结愈来愈深。“我内心有特别坚定的东西，但现实的复杂，难以让我推导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到今天，我不会在乎以怎样的文体写作，只会在乎关注、思考的问题。”她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知识分子写作，在她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立场，“对不公平、不作为、不正义，我们应该有所表达，不能轻易被各种现实利益收买”。
虽然已经年逾不惑，黄灯坦言，知道自己抗拒什么，至于主张什么，她还没有想清楚。致力于呈现问题，却不轻易提供解决的方案，“家事即国事，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相对于陌生的经验，我更相信真实经验的力量”。她把自己写作的犹疑归咎于性格、性别和底层经历。“我不信任斩钉截铁的结论，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于理论的简洁。相比知识对自我立场形成的影响，生活经验让我真正获得了理论和现实对接的能力。”
这可能正是黄灯的可贵之处。黄纪苏先生在评论黄灯的作品时提到，大变革时代的特点是名与实的分裂，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把现实搞清楚，急于用既定的理论去套现实会出问题。
不知道黄灯的第一本书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无疑会看到更多对社会敏锐的观察，但也希望看到一个不再那么小心翼翼的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