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兵
在唐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相比河西的铁马秋风、劲草狂歌，甘肃陇东深厚的黄土塬似乎悄然无声。但是，这块黄帝崛起之地、周祖中兴之地，似乎一直在默默地准备着，等待一个使命的到来。
当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南方根据地英勇备战之时，西北黄土塬和秦岭的褶皱当中，革命斗争也如火如茶地开展。1932年4月2日，陇南山地小县两当悄然发生了一件震动国府的事件。共产党人习仲勋、许夫洁等人经过两年的耐心准备和细致工作，促使西北军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发生兵变，200余人整体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在西北地区组织的唯一一次武装兵变。秦岭深处的这一声枪响，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余音不绝。
1934年11月，刘志丹、习仲勋等在甘肃华池县南梁创建了陕、甘边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以此为基地，陕、甘边根据地迅速扩大到百余平方公里，并且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西北红色劲旅，到1935年，西北红军兵力达到近万人。他们没有想到，在西北黄土塬上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为未来的中国奠定着牢固的基石。
1935年9月17日，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今属宕昌）。这个平和宁静的小镇，注定要成为红军将士终身难忘的地方。跋涉了2.3万里的将士，在残酷的战斗和饥饿、寒冷当中刚刚穿过了陌生的藏区，他们疲惫，憔悴但是斗志旺盛。在哈达铺，他们接到了一个从未接到的指令：大家都要吃好。每个战士都领到了两块银元。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哈达铺简直是天堂，在这里，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一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一百磅蔬菜。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
比填饱肚子更重要的收获，是红军找到了长征落脚的方向——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他们找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报纸，由此知道了刘志丹、徐海东的动向和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根据地。毛泽东和中央迅速决定，到陕、甘苏区去。
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哈达铺这个美丽的小镇，不经意间决定了伟大长征的最后2000里行程，也使自己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0天之后，在另一个著名的小镇——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常委会正式决定了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9月29日，在红军走出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通渭的一所小学教室里，毛泽东在和战士们的联欢中朗诵了他的传世名作《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对长征的诗意总结，就这样在甘肃的土地上豪情万丈地完成了。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近8万人在甘肃会宁会师，它宣告了长达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据说，会师地点是毛滓东亲自选择的，他手指地图说：这地方好，会而宁之，此地吉利。会宁因此进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和全民抗日救国的领导核心。
除了军事和政治意义，这片黄土深厚的古老地域，也在现代文明和各项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成为人民中国的摇篮——人民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文化体系、法律、艺朱等，都在这里逐步形成。而甘肃大地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1942年，甘肃华池县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妇女抗婚案。“刘巧儿”原型——一个勇敢追求幸福的农村姑娘封芝琴，到边区政府状告自己毁约背信的父亲和不作为的县长，坚决要求维护婚姻权利。时为陇东分区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受理了此案，并且合理判决，传为佳话。故事先后被编为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说唱书本《刘巧儿团圆》，“刘巧儿”的影响力迅速扩大。解放以后，这个故事被拍摄为评剧电影《刘巧儿》，因此家喻户晓。这起诉讼的意义在于对新型婚姻关系的法律认定和保护，闪烁着现代婚姻制度文明的光彩，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判决此案的马锡五，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杰出人物。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陕、甘省苏维埃主席，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陕、甘边区，他也是一个在老百姓当中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称，“马青天”。他曾经凭着自己的细心和敏感，在庆阳县桐川乡侦破过一宗通奸杀人案，这就是著名的“乌鸦告状”。这起故事和宋代曾经在庆阳任职的狄仁杰的传奇断案故事一起，至今还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
马锡五的最重要贡献是在陇东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有四：法官全面调查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发动和依靠群众，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实行巡回审理、田头开庭等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马锡五审判方式”1943年基本形成，1944年开始在全国解放区广泛推行，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诉讼制度的确立，结束了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纠问式”诉讼制度……解放后，“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原型，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激情的高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使整仑陕、甘边区的文化艺术也获得了井喷式韵发展。以“信天游”形式创作的优秀歌曲广泛流传。其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三首歌曲就出现在庆阳，成为传唱至今的红色经典。特别是《绣金匾》，在“文革”梦魇刚刚结束之时，经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改编演唱，传达出全社会对“拨乱反正”的喜悦之情。
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认为是产生于江南水乡的荷花舞——其实是流行在庆阳南部的“云云朵子”，这个时候也被发扬光大。1942年，新宁县（今甘肃宁县）南仓村村长、社火头农民艺术家刘志仁经过整理加工和再创作，使荷花舞形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后经舞蹈家戴爱莲指导中国青年代表团排演，在波兰世界青年节演出，获得金奖，从此蜚声海内外。如今中国舞协设立的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就是以庆阳荷花舞命名的。
这个阶段，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陇右与河西地区，在中国的全局当中也是至关重要。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兰州被列为第二陪都，许多政府和文化机构搬迁至兰州，成为重庆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同时，河西地区的物产特别是石油产品，为抗战的中国输送了宝贵的“血液”。1938年6月，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政府在玉门组建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开始勘探。周恩来指示陕、甘边区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把开采设备运送到玉门。1939年3月，第一口井出油，日产10吨，极大地鼓励了全国抗日军民。随着配套厂站的建设，大后方第一次用上了国产的石油燃料。1941年，国民政府扩大了生产规模，使玉门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所产油品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人不惧压力和辛苦，建设着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石油工人，成为一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他就是来自甘肃玉门的“铁人”王进喜。
1949年9月25日，解放军和平解放玉门油矿。玉门又为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到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玉门出产的原油一直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1957年甚至占到近88%。贫困的甘肃，默默地为新中国的经济复苏加油。
在不寻常的1960年，18000名玉门人带着大批设备前往刚刚发现的大庆油田参加会战。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优秀一员。1959年，他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评为全国劳模。
到了大庆，一下火车，王进喜就带领工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实现了第一口井完钻。5月1日，井场出现井喷险情。在没有搅拌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时间长达两小时，全身被火碱烧起大泡，避免了井喷事故的发生。他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成为激励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大庆油田也使艰难中的中国摆脱了被封锁的阴影，1963年，中国对外宣布实现了石油自给。
遗憾的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建设的热潮又很快被10年动乱消解，人民、国家和文化都受到极度戕害。一个有8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在可以和世界同步踏上高速发展的道路时，遭遇了一次人祸造成的严重倒退。
经历了“文革”的惨痛之后，中国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79年，一部甘肃的舞剧登上了全国舞台。这部名叫《丝路花雨》的民族舞剧立刻赢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舞台艺术精品。在极度的文化饥渴之后，《丝路花雨》把对友爱的赞颂、中国传统文化辉煌的美传递给了国人。而在隔膜已久的大陆以外地区，观众看到了更丰富的内涵。香港、台湾以及对中国充满成见的西方震惊了。他们在完全中国化的感人艺术中，直接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舞台上不再是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亲情、友情成为被歌颂的主题；来自敦煌壁画的舞蹈、音乐和服饰美仑美奂；中国大陆开始回归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从当时境外社会反响和媒体报道可知，《丝路花雨》完全超越了艺术的空间，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信息的形象传达，比所有其他宣传媒介更有效果。在新时期，甘肃贡献了《丝路花雨》以及《读者》等文化产品，以寻根的方式引领中国文化快速回归伟大的传统。
从文明的初创阶段，到现代中国，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期，甘肃大地都做出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这已经融入甘肃的文化性格，成为甘肃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