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传统产业也可以大有作为，并不是一提什么产业就非得是新产业对旧产业的颠覆，我们把这种颠覆叫“破坏性创新”。
今天，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广州，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广州便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1757年，广州更是成为“一口通商”之地。随后，广州的港口优势一直延续至今2016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达5.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858万标箱，全球排第7。
“一帶一路”战略下，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广州，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作为全国海外留学生最多的侨校暨南大学，在吸引枢纽型人才、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为此，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共同举办的“大学与城市—广州地区高校校长访谈”活动中，《南风窗》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校长胡军，以下是《南风窗》记者和他的访谈内容—
Q&A
N-南风窗
H-胡军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广州发展
N：当下，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广州要承担更重要的使命，特别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曾在历史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的广州，该如何找回历史的龙头地位？
H：历史上，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有着天然优势—靠海。但便利条件能否转化为优势？这确实是广州面临的挑战。不过，作为千年商都，广州的商业一直很发达，直到今天也依旧有深厚的商业基础。
如今“一带一路”和古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广州，时代背景和发展环境、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广州还是华南的区域中心，是经济中心，科技中心，这点没变。这都是周边城市无法代替的。
广州提出打造“枢纽型网络城市”，我看了，很全面，非常好。现在要打造的枢纽和明清时的交通枢纽不一样，除了航运、航空等交通枢纽，还有人才枢纽、创新枢纽、信息枢纽等，这些都是广州未来大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认为，广州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在文化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N：文化方面？您的理解和建议是？
H：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是文化，就是广义上的文化聚集和传播。目前，广州、珠海、深圳等，都有大学城。除了广州，暨大在其他城市也有分校，但客观地说，大学城的根和魂，其实还是在广州。
毕竟大学不像企业，把厂房建起来，生产就可以了，大学深厚的文化需要时间和历史积淀。广州有这个基础和优势，也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进一步弘扬和提升。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经济是骨骼，政治是血肉，文化是灵魂。”
未来的城市竞争，最终是文化竞争，所以广州要思考：我要培育一个怎样的文化？要向外输出和辐射什么样的文化？我注意到，有专家曾讲，产业和文化的特质有密切相关性，我对此是认可的，因为有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就造就什么样的产业。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汉堡包，一杯水、一个面包都能做到全世界去，做到那么大，背后是美国作为大国的文化。再比如德国，德国人严谨，甚至有些刻板，但在精密制造等工业领域，德国做到令世界叹服的地步。印度的电子产业，多少带有点宗教性质，印度人思维活跃，想象力很强。回到广州，我们自然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广州要打造枢纽型网络城市，我们的文化特质是什么？这点值得研究。广州这么多年发展不错，肯定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提升。
“一带一路”下，我们需要引入和输出什么？
N：您是从事产业发展研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您对广州的产业怎么看？需要哪方面调整和完善？
H：目前，一提到产业发展趋势，很多地方都强调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工程等，似乎一提传统制造业就落伍了。其实不是这样，传统产业也可以大有作为，并不是一提什么产业就非得是新产业对旧产业的颠覆，我们把这种颠覆叫“破坏性创新”。
和破坏性创新相比，注重技改、对原有产业不断提升，更关键。我在德国留学过，我发现德国人并不在乎发现什么新产业，而是如何把现有的做得更好。德国的工业都做到4.0版本了，其工业发展一波波的不断提升。
所以坚持一个理念，持之以恒发展，优势就会凸显出来，而且无可取代。就广州来说，作为大都市，作为枢纽型网络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如何发挥其在人才、金融、高端服务业等领域的聚集效应，是更为主要的功能。广州集中全省2/3的高等院校，77%的科技研发机构，10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作为大学、研究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更好。
N：我们知道，您在德国留过学，且对当地的工业发展做了研究，您认为，作为高校聚集地，广州在服务和对接产业上，可以借鉴德国的一些什么经验和做法？
H：德国技术创新搞得非常好，因为它有个“真正”的行业协会，下设研究所，研究所所长很清楚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它同时知道哪个大学能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这是非常厉害的平台，能把各方需求迅速及时对接好。但在我们国内，通常是企业不知道大学干什么、有什么，大学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
德国工业创新的研究体系十分庞大，构成也比较复杂。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合同研究机构。合同研究机构是使学术知识同工业的特定应用研究项目联系起来的媒介。著名的佛朗霍夫协会就是德国的主要应用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所的特点是：其研究目标是为中小企业的生产与创新开发服务，同时也为大企业和外国企业从事合同研究；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和组织体系，由企业界、学术界、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管理机构决定它的研究政策和方向；它的研究得到政府的政策性资助。从而使厂商能以较低成本购得生产工艺和新技术；合作研究的主办人通常是私营企业、工业联合会、政府机构，研究的重点是应用研究，这种研究使学术界与企业界的资源都指向工业创新问题；协会下属的研究所所长由有科研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来担任，通常是有经验的经理和被证实的企业家，并在学术界和企业界有名望，以便适应市场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服务“一带一路”，暨大可做些什么？
N：作为一所著名侨校，暨大在服务“一带一路”、服务广州发展上的优势是什么？
H：作为一所生长在千年商都—广州的百年老校，暨大的优势还没有其他大学可以替代，我们在校的海外学生有12000人，其中在校的香港学生4800人—这相当于为香港办了一所大学，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只有2600人。我们在校的澳门学生近3000人，台湾学生近1000人。剩下的海外学生中有近3000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南亚，印度学生也主要聚集在暨大，我们有300多名印度学生。
目前，暨南大学的海外留学生是全国最多的。為此，我们的课程设置和相关知识的培训，也和“一带一路”相关，比如法律知识、外贸知识等以及中国政策的解读。
在鼓励学生创业方面，我们把“一带一路”的学生纳入众创空间，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做“一带一路”平台时，我们学生也参与。毕竟他们对中国有哪些好产品和技术很了解，同时他们对当地情况又了解，起到沟通和桥梁作用。比如华为手机在阿联酋、在迪拜，就把三星等其他品牌手机都打败了，这些学生的推介功不可没。这是我们暨南大学的优势。
N：暨大作为全国海外留学生最多的高校，您认为原因何在？
H：原来全国有四大侨校，后来主要是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这里有历史政策延续的原因。但随后政策调整，其他学校也可以招华侨了，我们提出了“侨校+名校”的策略，因为不是名校，人家不来，优秀学生招不到。十年过去了，“侨校+名校”取得不错效果。在课程设置、教师配置、创新创业和招生考试等，暨大有自己特色，这是其他学校学不来的，这有历史形成的体制机制原因。
但广州作为一座大都市，广州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是很多海外学生聚集暨大的重要因素。加上很多海外学生的祖籍是广东，广州毫无疑问最有吸引力。所以，“一带一路”背景下，暨南大学和广州大有文章可做，可合作的空间很多。高校与地方的协同整合，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我们也在探究最好的协同整合模式。
N：有没有统计过，毕业后，暨大海外学生在广州的就业情况？
H：这个确实没有统计过。不过，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广州发展很快，他们在广州就业的意愿还是比较强。当然，在就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海外留学生要在国内考公务员，政策上会否放开？还有诸如医保等问题。
当然，这不仅仅是暨大或广州遇到的问题，关键是对优秀人才，我们有什么政策吸引他们？就像美国一样，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都吸引过去，取得快速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