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文英+++戴俊骋+++刘玉立
摘 要：通过对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的评述发现，国家安全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安全议题转移。研究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与个体高低尺度兼容。同时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以及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动向出现，地缘政治理论正从地理实体空间出发主张的“领土扩张”，发展到注重“经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互动，再到当下强调“文化区域主权”转变。新时期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理论将成为传统地缘理论的有力补充。我国需要重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为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政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 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戰结束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政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政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 新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军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從国家主权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政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政治学挑战了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政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背后非正义的政治逻辑[13]。
新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政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政治学中不同地缘政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 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流血冲突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政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分裂、冲突和动乱。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图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分裂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政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會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 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 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主权”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推翻了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政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革命”。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革命”、“颜色革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政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军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 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政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参考文献：
[1]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刚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2] 张娟. 从“客观实在”到“话语”的变革—奥图泰尔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进路[J]. 理论界，2013（11）：16-18.
[3] 孔小惠. 地缘政治的涵义、主要理论及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途径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10（2）：19-26.
[4] 拉祖瓦耶夫. 论地缘政治学概念[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10）：17.
[5] 巴里·布赞， 奥利·维夫， 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 李振福.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与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假设[J]. 世界地理研究，2010（1）：6-13.
[7] 马荣升. 创新与超越：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J]. 东北亚论坛，2009（1）：36-42.
[8] 刘玉立，葛岳静，胡志丁，等.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及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13（1）：12-21.
[9] 罗天虹. 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32-37.
[10] 陆大道，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2013（6）：723-727.
[11] Dittmer Jason，Dodds Klaus. Popular geopolitics past and future： Fandom， identities and audiences[J]. Geopolitics，2008，13（3）：437-457.
[12] Konrád Gyrgy. Antipolitics[M]. San Diego： Harcourt，1984.
[13] Routledge Paul. Anti-Geopolitics. in AgnewJohn， Katharyne Mitchell， Gerard Toal.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3：237.
[14] 巴里·布赞. 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4.
[15] Buzan Barry.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3）：431-451.
[16] 宋涛，陆大道，梁宜，等. 近20年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2016（4）：551-563.
[17] 徐建山. 论油权—初探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115-132+159-160.
[18] 黄皖毅.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局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4-38.
[19]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0] 朱云汉.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1] 李树燕. 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跨境民族的实证研究[J]. 理论月刊，2011（6）：117-120.
[22] 王晋. “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2）：138-158.
[23]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 戴旭. 敵对势力腐蚀青年，鼓励“东方叛徒”揭丑[EB/OL]. http：//www. 360doc.com/content/15/0609/08/578437
5_476718870. shtml.
[25] 蒋英州，叶娟丽. 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解读[J]. 政治学研究，2009（5）：114-124.
Geo-cultural strategy and schema of national security
WEI Wen-ying1， DAI Jun-cheng2， LIU Yu-li3
（1.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Geopolitical theories advance with the times which should be shed dynamic perspectives on the geopolitics. By reviewing on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theories，they have been shifting from objective spatial viewpoints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to focus on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hen to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cultural regions sovereignty.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expanded from the field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to the field of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The scale dimension has extended upward from international level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own to individual level.In the new era， the country needs new view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at based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argeted enhancement of the soft pow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eo-cultural strategy on the strength of cultural regions will become a powerful complement to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theory.
Key words： geopolitical theory；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al regions； geo-cultural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