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形态、家庭观念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改变，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几经再造，家庭所承担功能的嬗变，便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或拓展或循旧的过程。
著名摄影家海达·莫理循（Morrison ，Hedda）女士于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居住;此间，她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这些作品系统地呈现出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
过了农历年，才算是辞旧迎新。大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是以圆满和团聚作为丈量时间的尺度。短暂而温情的停顿是为了下一年更有力的前行。或者说，回家即是为了离开。去远方，这已经是今天中国人的主体生活，在一个流变的时代中追逐、给养，而回家，反而成了一个诗意的彼岸。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形态、家庭观念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改变，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几经再造，家庭所承担功能的嬗变，便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或拓展或循旧的过程。
家庭与社会思潮
上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各派知识分子都认为家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以“父权”、“三纲”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是反封建、反专制首先要打破的秩序。家庭革命因而与文学革命一起，成为对中国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先锋性回应。
较早主张废除家庭的是康有为，他在《大同书》中倡导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取消家庭、家族和家产，认为孕妇应入胎教院，婴儿应入育婴院，长大后依次进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病人应入养病院，老人应入养老院。
辛亥革命的舆论家则更为激进，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扼杀自由，剥夺人权，践踏正义，是强权的根源，是导致“自由死”、“国权死”、“国民死”的祸端，所以提出了“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这样的口号。
到了“五四”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刘师培以“申叔”的署名，在《天义报》上发表的《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曾经提出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对个人独立和个人意志的破坏，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就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经过了这一轮对传统文化的挞伐，现代的家庭观念已经基本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伦理准则得以形成。随着家族、宗族这样的原有基本单位的解体，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家庭规模和结构，如果以亲属关系为标准划分，家庭结构可以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等，“革命”使得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成为主体，家庭规模开始缩小。父家长的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向更加平等过渡，延伸出的婆媳、兄弟、妯娌关系也日渐松动。总之，受到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潮剧变的影响，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开始与传统儒家社会中的秩序安排相疏离。
另一个家庭受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较深的时期是“文革”。对家长权威的挑战和对伦理准则的颠覆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家庭革命”受到政治渗入的程度更深，家庭的基本联系除了亲情、血缘之外，还增加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以及阶级成分等因素，这些都在挑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对立性，从而在心理上重新塑造亲缘关系。
从历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家庭革命基本上是围绕反家长制而进行，从而呼应社会、政治层面的反权威。中国人开始对家有了更多理想化的追求，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基于天然联系的被动接受和承认，而是要成为个人价值实现的牢固保障，至少也不能成为阻力。期间，《婚姻法》的确立则是一个较大的制度化影响，传统婚姻模式的颠覆成为家庭变迁的基础。从上世纪初算起的话，家庭受到政治冲击的影响是一个渐弱的过程，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检视和复兴，家庭的基本秩序和在人的精神层面的作用开始被看重，并且固定下来。此后，虽然受到计划生育、婚姻法修改这样一些外在制度的变更，但家庭观念已经很难被冲击。
家庭社会功能的变化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家庭的基本功能无非是生活保障、社会化、繁衍、经济合作等。但是在不同的阶段，每一种功能发挥的重要程度则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承担了部分政治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的正常化确立，后一种功能渐渐消失，而生产单位的功能则越来越强。尤其是在以农村为起点的社会改革发生后，中国家庭的价值体系也进一步世俗化，经济理性开始成为压倒性的功能。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家庭结构和观念受到的冲击是来自于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在农村的表现尤为明显，人们积累财富的方式从农业转向了半工半农。由此对乡土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表现为子女成年后的分家制，尽管分家制不是近现代才出现，但是对刚刚从集体制中脱离的人们来说，尽力甩开负担、避免平均主义，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去创造财富更符合经济理性和时代趋势。
在此过程中，父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衰落。至于原因，首先是家族文化的落寞，革命已经将宗族制度摧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些地方的宗族借助旧秩序的消解而重新强化自己的势力，但是宗族力量普遍是被削弱的，那么家长、族长的权威性一定也是随之而减弱。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价值主导下，家长的劳动创造力是一个持续减退的过程，他们的权威程度越来越多与创造财富的能力相联系。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结果就是从80年代开始，分割财产时的龃龉和养老危机成为农村家庭的两大矛盾。尤其是城镇化发展加速以来，农村的空巢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年长者的社会属性几乎没有了，完全成了弱势群体。
1960年代的中国民兵家庭。
家庭实体结构也被肢解。目前，一个大家庭中的青壮年夫妇外出谋生，老人和小孩留守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模式，家庭成员的联系非常松散。无论从财富创造、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信仰上，家庭中的第二代已经完全成为主要提供者，与传统社会家庭权威的代际传递速度相比，现在的“交接班”明显加快。家，对于那些在外面谋生、供养亲人的青壮年来说，更多的意义是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顺利成长的地方，他们把更多的梦想和期待放到了异乡，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物质水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标。
在城市中，空巢现象也非常明显。尤其是住房商业化发展之后，无论是不是独生子女，寻求独立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最基本的成长诉求。子女在同一个城市但与其分开单住的老人，儿女远在外地老年人独居的家庭越来越多。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随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养老机构的发展，老年人对自己未来归属的担忧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如果他们的子女是70后，现在面临的是下一代教育、事业上升瓶颈期的压力，如果是80后、90后，则处在激烈竞争找工作、买房子、找对象的小家庭建立期。因此，老年人对子女的期待变得没那么多要求了，双方的感情约束和孝道伦理的绑架都在减少。
社会分化后的“家”
总体来说，以生产和财富积累为主要的家庭形态是追求小而精的过程，大家庭分化，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理性、道德感消退。而从2000年开始，随着财富原始积累期的结束和社会深层分化的来临，尤其是上一轮高房价模式的开启，使得家庭的功能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生产单位的属性已经不是最明显的特征了，用“共同体”来形容可能更为恰当，社会成本的上升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共同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
这一阶段，家庭的价值上升，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之间是一个重新聚合的过程。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出身在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中重新占据重要位置，家庭的资源属性变得重要，家庭、家族成为人脉和关系网的天然联结，以此为基础，可以建立更大更牢固的网络，是一个人整合资源最值得信任的依靠。高房价、社会风险和变数的增大都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成为分摊负担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但可以共同抵御风险，而且还能帮扶实现买房“融资”等一系列建立小家庭的必备条件。
1933年至1946年，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
从心理上来说，一个人独立之后对原生家庭的情感依赖也在增加。竞争压力和漂泊感让人们更多从一种稳定、轻松而又真诚的关系中获取幸福感。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对旧的居住空间和记忆的毁灭则进一步加深了对“故乡”的眷恋。“家”和“故乡”有时候更多是一种退舍。
由此所导致的另一重表现是，父母与子女关系也不同于以往了，财富的重新布局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家庭、家长对子女的影响和控制力与日俱增。从上学、工作、婚姻、到带小孩无所不包。也就是说，家长能够提供的价值和施加的影响力在增强，家庭成员之间已经完全不是上世纪初那样以个性解放为追求的紧张关系。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社群化为未来趋势的时代中，新的变化又在酝酿。在趣味、生活态度、主张这些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精神需求中，家庭的影响力是极其微弱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保持以家庭作为自己的情感动力，而更多是从朋友、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的人际交往中获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未来，或许家庭不在是一个深沉的、诗意的心灵归属，而是与个体、社群相差无几的单元，并不会有特殊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对“家”的精神依归显得更加稀缺而珍贵，更应该抓住这或许是“最后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