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风
摘要：博斯腾湖位于西北内陆，曾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胡，先秦时期博斯腾湖地区气候湿润，河网交错。两汉时期，水量丰富，中央开始在此屯垦，人为的开始改变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唐朝时期，扩大屯田，清朝时期，这一地区的屯田事业达到顶峰。文章结合气候变化，分析博斯腾湖地区生态环境和屯垦相互作作用。
关键词：博斯腾湖地区；气候；生态环境；屯垦
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41°44′-42°14′N、86°19′-87°28′E，以下称之为博湖）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中段南麓的一个半封闭的山间盆地—新疆焉耆盆地，曾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爆发生态环境问题，湿地面积逐渐减少，矿物度不断增高，人民生活和农业用水受到影响。从水量丰富到水资源可利用量的不足，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的作用呢？本文试图从长时间的范围内分析博湖的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与这一地区屯垦关系，直指唐朝以后在这一地区的屯垦是造成博湖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
1.清朝以前的博湖自然生态环境与屯田分析
1.1先秦时期的博湖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关注了这一地区。《山海经校注》记载：“……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为河原。”这里的“敦薨”指博湖，而“渤泽”指罗布泊。大概的意思是博湖的水通过孔雀河向西流入罗布泊，罗布泊在昆仑的东北脚下。另外《山海经校注》记载：“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对博湖流域的描写，“流沙”是指开都河（海都河），意思是开都河发源于钟山，而后先向西流再向南流，最后注于昆仑山脚下。以上是早期博湖流域的情况。
《山海经校译》还描述了博湖周围的动植物：“……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茈草。……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旄牛，其鸟多尸鸠。”博湖以北的浅山地带生长着椶树、枏树和茂盛的紫色植物，湖水中有红色的鲑鱼，周围有兕、牦牛、布谷鸟等野生动物。枏（nán）音同楠（nán），今天的楠树，是亚热带常绿乔木，喜温湿，但耐热抗寒，生长在年平均气温15℃左右，年降水1400-1600mm的阴湿山谷、山洼和河沟边，现分布在我国川、贵、鄂和湘等海拔1000-1500m的亚热带地区。椶（zōng）音同棕（zōng），今天的棕树，耐阴寒、成年树耐旱、惟不能抵受太大的昼夜温差，现分布在秦岭、长江流域地区。那书中所载的枏树、椶树是今天的楠树和棕树吗？有学者分析，五千年前新疆和内地的北方一样，气候温暖湿润。据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的记述，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我国热带和副热带北移，黄河流域出现了竹类植物和竹鼠、水牛的动物，新疆罗布泊面积比今天大十倍，塔里木沙漠南部分布有古河道，天山冰川萎缩，部分坡向冰川消融净尽。另外《新疆屯垦史》云：“《禹贡》《管子》……《逸周书》等先秦文献中很多关于昆仑的传说，周人从新疆东迁渭河流域，是舜时，即公元前21世纪早期……当时新疆南部，温和湿润，草木茂盛，适合农业生产。”博湖地区的“枏树、椶树”虽不能直接判定枏树即楠树、椶树即棕树，但根据现今楠树和棕树对自然环境的要求和学者们对当时焉耆盆地气候分析，两者已无二般了。博湖位于天山之阳，焉耆盆地的低凹处，其周围山区海拔越高，昼夜温差越大，就越不能适应棕树的生长，则棕树靠近湖区生长，更能反映当时博湖区域的气候，说明当时博湖水系，属于自然水系时代，气候温暖，湖泊水系健康，既有适合旄牛等生存高寒冷地带，又有适合楠木、棕树生长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可大致推测出博湖在3000年-3500年间气温要比现在温暖，降水要比现在丰富，昼夜温差不大，水域面积宽广，由今天的河道亦可知当时开都河汛期时水量很大，孔雀河注入罗布泊的水量也不小。
1.2汉—唐的博湖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屯垦分析
1.2.1西汉时期，博湖的生态环境《汉书》记载“焉耆国……近海多鱼鸟”这一时期对博湖的记录较少，也过于简洁，当时这—地区人类活动甚少，仍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状态。《水经注》云“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地广、绕水草，可灌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原同。”此时中央官员已经注意到利用博湖水来开沟通渠、灌溉农田，进行农业活动。但是，桑弘羊所指轮台以东地区与博湖相去较远，所引之水应是孔雀河或塔里木河的河水，对博湖水量影响不大。其外，《山海经》所记载的椶、枏、兕、旄牛等动植物亦不曾提到，推测这一时期博湖地区气候温度和降水应该是明显下降，已经不适合这一类喜温湿的动植物生长。
1.2.2汉朝时期，博湖流域的屯田分析博湖流域自然环境优越，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考古人员发现，早在四千年前，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的绿州地区已经开始种植小麦。秦末汉初，西域开始出现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城市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王和谷蠡王的日逐王管理新疆地区，其办事机构为僮仆都尉，《汉书》云：“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长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各国，取富给焉”。西汉统治西域后开始扩大在西域的屯田事业，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西汉政府开始在焉耆屯田。《汉书·辛庆忌》记载：辛庆忌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时，曾与“歙侯（乌孙官名）战，陷阵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这是渠犁屯田向东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西汉末年，焉耆已发展成为西域第四大强国。但当时在焉耆屯田规模并不大，常驻军队也仅一千人左右。
1.2.3 100年—600年间的博湖《水经注》：“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迳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同注于敦薨之浦。”大致记述了唐之前的博湖流域情况，较之《山海经》更为详细和精确。史书《三国志》记载：“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这一时期焉耆国十分强大，东汉时，中央政府势弱，既没有持续对西域的统治，也没有在焉耆等地屯田，那么焉耆国何以在这一时期强大的。公元前100年—公元200、300年期间，博湖区域的有效湿度增加荒漠面积缩小，荒漠草原或草原的面积扩大，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农业生产。即使东汉政府没有在此地屯田，并没有阻碍此地农业发展。故有《北史.西域》记载：魏晋时期焉耆国“土地良沃，谷有稻、菽、麦”，此时焉耆国的壮大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其后一段时间里，文献中不再出现对焉耆的农业的记载了，《魏书·西域》云：焉耆“有鱼盐蒲苇之饶……”《隋书》：“焉耆国……有鱼、盐、蒲、苇之利”，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史官的疏漏而并非事实，然《隋书》“龟兹国……土多稻、粟、麦、铜、铁、良马、封牛”“疏勒国……土多稻、粟、麦、铜、铁”比较发现龟兹、疏勒两国有农业生产的记载，可见者并不是史官的漏记。根据学者对博湖沉积物的采样分析，发现公元300—600年，沉积物的粒径比较粗，颗粒含量有所减少，湖水开始减少，碳酸盐的含量有所上升。正是反映了这段时间博湖地区农业生产减少，另外，香蒲花粉异常高值可能指示湖水的退缩，水位的降低。博湖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沼泽和湿地，适宜香蒲的生长，焉耆香蒲的经济利益仅次于鱼、盐。焉耆国的物产中有盐，而盆地中也没有其他的现有盐矿，那盐很可能是从湖泊中提取的，说明当时湖水矿物度很高，至少是3.0g/L，否则是无法提取盐分的。
1.2.4唐朝时期，博湖的生态环境与屯田分析继《隋书》的记载之后，“两唐书”中再次出现了对焉耆农业的描述。《旧唐书》云：“焉耆国，土地良沃，多蒲萄，颇有鱼盐之利”《新唐书》载：“焉耆，逗渠灌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之利”公元648年，唐军攻破焉耆，建立焉耆都护府，作为安西四镇之一，在玄宗时期，焉耆的屯田达到这一时期的顶峰，驻军人数4千多人，所种田数达到7屯，即35000亩。开垦荒地，新修水利，除了发展农业，还发展了渔业和盐业等手工生产。中央在焉耆的屯田所引之水应是开都河或博湖水，势必会影响湖泊水量，600—800年博湖地区的气温又变的温润起来，但没过多久又开始上升，较以前盐度也更高。300—850年，博湖地区经历了多次的冷暖和湿干的交替过程，整体来看，此地气候逐渐变暖变干。气候的影响以及中央的屯田共同作用很可能导致博湖的入湖水量的减少，而且《隋书》中提到的香蒲、苇都不再出现，这或许意味着适宜香蒲生长的沼泽和湿地大面积的消失。
2.清朝时期，博湖概况与屯田
2.1清朝时期博湖概况清朝对博湖的记载已经较为详细和准确了，而且有了大致的经纬度的范围。《西域图志校注》称“博斯腾淖尔，在哈喇沙尔城南四里。东西袤三百余里，广半之，周七百余里，亦名待雅海子，北岸受齐尔归图郭勒、海都郭勒，而海都郭勒为大”博湖离哈喇沙尔即今天的焉耆不到四里，湖面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一百五十余里，周长七百余里。这里较之以前明确记载了湖面的面积，博湖湖水多来自于开都河，据现代技术分析，开都河入湖水量占湖水总量的80%以上。另外，记载了开都河河面冬天不过一里，夏秋涨发，河面扩张至三四里，奔腾澎湃。徐松《西域水道记》载“淖尔长二百四十里，广四十里，极四十度又八分，西自二十八度二十分至二十九度五十九分。”确定了博湖大概经纬度，并写道“淖尔之侧，产硝及盐”。《西域图志校注》卷三十二屯政篇中云“土宜：粟、谷、小麦、青稞。”记载中首次出现了青稞，可推测出气温较之隋唐时期明显的下滑，气温适宜种植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但又比现在高。随着冬季气温的下降，春季回暖慢，在解放后这一地区已经改种春小麦了。
2.2清朝，在焉耆地区的屯田分析从《西域图志校注》中的“东西袤三百余里，广半之，周长七百余里。”到《西域水道记》中的“淖尔长二百四十里，广四十里。”仅从数据反映出博湖水域面积的巨大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湖面的萎缩呢？除了上述所说的气温下降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央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屯垦。清朝比之以往各朝各代更加注重对新疆的经营，尤其平定准噶尔之后，屯垦人数之众、面积之多、时间之长都是以往各代无法比及的，屯垦形式也复杂多样。清朝这一地区成为中央屯田的重要地点，屯田数目不断增加。
1757年焉耆归属中央，改名为喀喇沙尔，1758年开始建城，1759年设置办事大臣。清政府在喀喇沙尔的屯田开始于1758年，《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命令从“吐鲁番屯田绿旗军‘内选派兵丁带籽种，于来春到喀喇沙尔或伊拉里克等处种地”。另有《清史稿》云：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喀喇沙尔规度官垦”。喀喇沙尔开始屯田，并且数量不断增加。《西域图志校注》记载“喀喇沙尔，屯田七千四百四十亩，干隆二十三年置四千一百五十亩，二十四年增伍仟伍佰三十五亩，二十五年增三十二亩，二十八年增一千一十亩，二十九年增八百十亩，三十三年增一千五百亩，三十五年裁一千亩，三十八年增四百亩，如今额。”仅干隆一朝屯田已达七千多亩，以后还在不断的增长。《新疆图志》“已垦园田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亩，荡田二万一千九百万零九百，……牧地十亿七千一百九十五万亩。”喀喇沙尔屯田所引之水大多都是开都河之水。《新疆识略·喀喇沙尔屯务》记载：“屯工三处，头工在城东北六十里，种地—千四百二十亩，有西北引开都河灌溉，二工在城七十里，种地二千二十亩，由正西引开都护灌溉，三工乌沙克塔尔，在城东二百二十里，种地二千六百亩，由东北察汗通格山沟内，引雪水灌溉，……”以上是政府有组织的在开都河流域的屯垦。
清朝在新疆的屯垦不仅在规模上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在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远超前代，中央在博湖地区不仅展开了军屯，而且在喀喇沙尔周围开始回屯，公元1761年，清政府在此地进行回屯，对归有官地征收粮赋，喀喇沙尔的回屯主要分布在库尔勒和布古尔两地“兹查明布古尔回子私垦地二万七千亩，库尔勒回子私垦地二万六千四百亩……”，到1828年时，喀喇沙尔两地回屯，共有屯户二千零二十户，其中库尔勒有一千五十户，龙泰有九百七十户，共新旧地入八万八千四百亩，其中库尔勒有四万二千四百亩，轮胎有四万六千亩。《西域图志校注》记载：乾隆皇帝并将土尔扈特部迁到了今天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裕勒都斯，游牧土尔扈特属额鲁特，一万—千二百十九名口。”“哈布齐垓，游牧和硕特属额鲁特，三千一百十五名口。”裕勒都斯、哈布齐垓皆属于海都河中下游地区，这一结果会在成开都河迳流量的减少。到清政府后期，屯田面积不断增加，到1911年仅焉耆本府共有耕地五十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二亩，是前期屯地九万六千多亩的六倍，兴修水利，有干渠三十条，支渠七条，灌溉面积灌溉面积十六万七千八百零五亩。
政府在焉耆地区的屯田，百姓私垦荒地，所用农业灌溉水多数是开都河水，开都河是博湖主要入水河流，减少博湖的入湖水量，直接影响博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3.总结
博湖地区的屯田开始于汉朝，唐朝时期进一步巩固扩大，清朝达到顶峰，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唐朝之前更多的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在唐之后人为因素占主要作用。博湖是尾闾湖泊，在短时期内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不能直接且明显的反映，但是时间的跨度拉长，则会看到博湖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是气候大背景下人类的活动作用的结果。
解放后博湖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如：沼泽和湿地的减少、矿物度含量的上升、渔业和苇业资源质量的下降等等，其根源是在这一地区的开发和人类活动。要解决博湖的现实问题，必须充分了解它的过去，本文是对博湖地区过去生态环境和屯垦的初步分析，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