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东
冬至，在古老的中国确立时间十分悠远，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最初是源于黄河流域，在秦汉年间确立，冬至在大雪节气后十五天开始。这一天是北半球白天最短，夜间最长的一天，过此日则白天逐渐变长，民谚有：“吃了冬至宴，一天长一线”的说法，又标志冬去春来，是冬春转变之时。故又称为“南至”、“长至”、“至日”等。
冬至，如果你来到苏州、无锡一带，一定会深切感染到重冬至的浓浓氛围，在江南腹地苏锡地区，自古以来最重冬至，有“肥冬瘦年”的民谚。民间有送冬至盘、拜冬、祭祖、冬至团圆夜饭、饮冬酿酒、吃冬至团子的习俗。清顾禄《清嘉录》记道：“吴门风俗，多重至节，谓曰肥冬瘦年，人家互送節物。” 且是曰妇女必须归婆家吃冬至饭，家家挂喜神像（祖先像），拜祭祖先，俗称“过节”。小辈都到长辈处拜谒，称贺节，拜冬，一切礼仪如过年，谚云“冬至大如年。”旧时，苏州城中还有冬至新衣鲜帽的习俗， 清徐士宏《吴中竹枝词》云：“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鲜。毕尽勾吴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
许多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江南特别是苏州无锡一带会如此重视冬至，而周围其他城市则要淡化的多呢？冬至，在当地的文化生活中除了季节重大变化外，在人文传承上更是有着特殊意义。
应天顺时 岁美人和
冬至，首先是古人对自然认识持续深入的反映。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关照下，人们顺应自然界的规律，秋收冬藏，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对祖先和天地诸神表达顺天感恩，岁美人和的祈愿。
在古代，冬至重要的礼仪风俗有祭天地祖先、看云变化、土圭测影、闭关止行、纵乐宴会等等。关于冬至，清代官修的大型类书《渊鉴类函》记载：“《易说》曰：‘坎，北方也，主冬至。《易通卦验》曰：‘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向来，岁大美，人民知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为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其效也。又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表，日中视其晷如度者，则岁美人和，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一尺则日食，退一尺则月食。《周礼》曰：‘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旧时，冬至日，帝王亲自参加有对天地、社稷、宗庙的祭祀活动。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冬至祭天的盛况。现存北京天坛，是明清两朝南郊祭天之所。每年冬至清朝皇帝都会到此祭祀。在《渊鉴类函》里还记载北齐杜台卿《玉烛宝典》云：“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极景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又记云：“崔寔《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糕，先荐元冥以及祖弥，其进酒殽，及谒贺君耆老如正日。《宋书》曰：‘魏晋冬至日，称贺其仪，亚于岁朝。” 古人冬至之日，要荐黍羔及祖祢，及谒贺君师耆老。
古人还认为，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冬至日一阳生，《白虎通义·商贾》卷六云：行曰商，止曰贾。《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冬至要止行止商，安然度过阴阳交汇日，迎接阳气升起，唐杜甫《冬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宋代朱淑真《冬至》：“黄钟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这些歌咏冬至的诗歌，里面都提到冬至阳气开始生长，春天随着阳气渐长而来。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同时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魏晋时，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式仅亚于正旦。所以说，冬至不但是二十四节气里十分重要的节气，也是古老而重要的民俗节日。更是我们祖先尊重自然规律，祈求来年岁美人和心愿寄托日。
泰伯仲雍的故事：感恩与怀念
江南特别是苏州无锡一带，民间一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想将来让姬昌继承王位。忠厚的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愿望，就三让王位，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奔到吴地，和当地土族融合并建立了勾吴国，泰伯仲雍奔吴，带来的是周朝的历法，冬至日是周人的大年初一，而前一夜就是大年夜，人们聚饮欢宴，祭祖谢神，衍成风俗。后来以十一月冬至为岁首的周历被以正月立春为岁首的夏历代替了，但千百年来在江南地区却留下了冬至如年的人文风尚。
这个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孔子曾经给予泰伯仲雍极高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仲雍奔吴，举族南迁，历经艰辛，来到江南荆蛮之地，带来中原当时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先进的生产经验，还入乡随俗，断发纹身，至此，泰伯被后人奉为“至德”。由此而来，吴文化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此时初步萌芽产生，随着社会进步进而衍化出和而不同、谦让、开拓等人文特点，一直被吴人继承了下来，几千年来传承不坠，潜移默化，对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如今苏州精神“崇文睿智，开放包容，争先创优，和谐致远”，溯源追流，都能够在最初的勾吴文化中找到传承千年的基因。公元前5世纪，吴国为越国所灭，后又成为楚国领地。但吴文化却并未消亡，反而在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得到很好的传承，开放包容、和谐致远的文化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重冬至的民俗传统能够传延至今就是明证之一。
虽然历经几千年风雨兴衰，但苏州有至德庙、至德桥（俗称泰伯庙桥）、无锡有泰伯庙、泰伯墓等遗迹仍然留存至今，每逢初一、月半百姓都要烧香膜拜。苏州至德庙最早见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中有康熙、光绪及民国时重修记碑石。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时，钦赐给苏州泰伯庙御笔亲书的“至德无名”四字。随后，乾隆在乾隆十六年二月南巡时，在苏州泰伯庙御笔亲书“三让高踪”，乾隆历次下江南遣大臣祭苏州泰伯庙。苏州、无锡等地，历代冬至都要在庙中大祭泰伯仲雍，以示不忘根本。清蔡云《吴歈》云：“有几家人挂喜神，怱怱拜节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所谓姬家即周朝是姬姓建国。冬至所在的月（夏历十一月）为建子之月，周朝历法以此月为春正月，故可称周历岁首为“建子春”。
泰伯仲雍南来，至德之仁，不仅开创了吴国600年基业，还让出了周朝800年伟业，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人生价值》中回答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泰伯、仲雍之“让”与“奔”，首先是认清当前形势，做出明智选择；其次从仁爱出发，以“让”避免煮豆燃萁，同室操戈，手足相残，黎民涂炭；然后“奔”出去，拿出勇气，开拓进取，且自己首先移风易俗，断发纹身，成为吴地人文之祖，得到了吴人世世代代爱戴怀念。
在古代知识分子的眼中，风俗是个相当重要的窗口，因为它牵扯到一代社会秩序的变化，风俗的中心是人，在风俗形成或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上层和文化精英人士常常起着关键的作用。泰伯仲雍仁厚的君子之道，“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奔吴地断发纹身，融入当地文化，又传经送宝，带来了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被拥戴为勾吴国领袖，建国兴邦。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认为风俗不仅是学术探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可以发挥其政治教化功能，所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所以古人把泰伯仲雍的至德视为天下树立道德最高标准。正如明代方孝儒所言：“行于一人之身而化及四海之内，观于数百年之前而验于数百年之后者，风俗也。”风俗的力量不可小觑矣。
今天虽然进入了高科技时代，但重冬至之于今天的江南苏州无锡百姓也同样重要，冬至夜这天一大早，城里所有的熟菜店一律排长队，市民争买熟食做冷盘，冬至团圆宴上还尚羊肉，必吃暖锅，冬酿酒更是少不了，但一过冬至夜便无人问津了。媳妇一律回婆家祭祖，吃团圆宴。入夜，街上行人稀少，放眼望去却是万家灯火，灯下是热腾腾的暖锅和亲人的笑脸欢语，故乡的情怀在冬酿酒的催化下变得如此馨香动人，让人缱绻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