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穷
在西藏，至今还生活着一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赴外留学的藏族老人，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从这些老人的回忆与言语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深刻烙印。
斋林·旺多（W·Tailing）
1934年生于江孜。
1946年赴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留学。
1953年归国参加工作，先后做过小学老师、足球运动员、翻译、政府职员、教材编译工作者等。
1980年代初，进入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工作，后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任上退休，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翻译成藏文出版。
2010年，获得由中国译协组织的“西藏十大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这是建国60周年来，西藏自治区翻译人员获得的翻译界最高荣誉称号，斋林·旺多是其中唯一一位以英文和藏文为主要语言工具的翻译家。他的小说《斋苏府秘闻》曾获西藏自治区珠峰文艺奖。
前半生：留学印度 接受西式教育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选派了4名贵族子弟去伦敦接受英国式的教育；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但是，由于三大寺部分僧人的反对，这所学校办了半年就关门了。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这是自1913年以来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二批比较大的公费留学团，斋林·旺多就是其中一位。
斋林·旺多先生讲述说：我出生在西藏江孜年堆地方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去世了。我家有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7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2个。我母亲的藏文水平比较高，她从小就把我们送到学校上学，我们除了一个小妹留在家中时间比较久，其余所有孩子都接受了五至六年的初级教育。可以说母亲对我们最大的恩泽是让我们每个孩子都接受了基本的初级教育。
1944年，西藏噶厦决定在拉萨开办一所规模更大的英语学校，时年我10岁，住在江孜的家里。我的舅舅噶雪巴在地方政府里任职，他给家里写信来说让我到拉萨来学习英文。可是我到拉萨以后，学校已经停办了。虽然学校没有办成，但是很多贵族家庭特别是俗官们对此耿耿于怀。双方回旋的结果是作为一种平衡，噶厦决定从俗官和僧官子弟中各挑选5人，组成僧官亲属和俗官子弟各占一半的幼童“留学团”，去印度学习。
僧官们多是选派佣人或亲戚的孩子去学习，考核没有什么竞争。而俗官则不同，有50多人报名，10人中间只能抽到一个人去学习。在当时的西藏社会，遇到这种事情往往都要求神问卦。办法是每10个孩子为一组，将其名字写到纸上，塞进糌粑团里，带到大昭寺，由释迦牟尼佛来“定夺”（僧官亲属由于报名人数少，不存在抽糌粑团的问题），我是这样被选上的。
我记得当时人们看到我们那么小的年纪出国学习，既感到心疼又觉得新奇，每天都有人围观议论。我们从西藏出发时，每人配了坐骑和驮骡，有的人家还可以带佣人上路，这些开支都是噶厦出。
当时我算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也不会一个英文字母。后来听到，西藏方面是准备让我们在这里完成中学学业后派往伦敦上大学。但从孩子们的年龄和基础看，这样的计划很难完成。在最初的两年，西藏和学校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孩子们无暇欣赏异国的美丽景色，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求学中。学校根据学童的年龄和接受能力，进行分班、分档教学，就这样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活。
学习英文从ABC开始。虽说藏族有一定语言天赋，我觉得学习一门新语言，环境因素还是很重要。刚到印度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第二年我回到江孜，参加了我的一位亲戚举办的聚餐会，来了几位江洛印军兵营的军官，他们跟我搭讪，对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到的英语对话能力感到非常惊讶。
噶厦当时还给我们派了藏文老师，首先这是为了防止我们改变固有的传统观念，因为当时的西藏社会还是非常保守的；第二，是怕我们忘记自己的藏文母语，他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藏文课，其中还包括阐述宗教内容。但有意思的是他如何防范我们改变观念不说也罢，但他们自己首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染。我们的这位藏文老师本来是个很有学问，宗教根底深厚的“孜仲”级别僧官，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在印度待了几年，他跟我们一起学英语，参加体育活动，最后竟然还俗成家，加入外籍，成了学者和翻译家。
我发现西藏年轻学僧在印度还俗的比较多，一是因为在俗人世界中严格保持佛教戒律不如在西藏寺院那么有约束力；第二，世俗生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力对年轻的他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力，这可能也是后来的留学生中再很少有僧人的原因之一吧。
刚才你问到和拉萨的私塾一样，留学生也可以带佣人吗？当时有个别孩子的家长把佣人安排在学校附近借宿以便于照顾孩子。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学校有校工、洗衣匠、管理员，带个佣人纯属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活可干。我知道有一个西藏留学生带了佣人，但他过得非常无聊、寂寞，每天都要在学校门口无所事事、例行公事似的站着，因为不可能每次都让他进来。慢慢的，他也摸出了点门道，上课的时候学校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傍晚踢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小主人”的身影，他就专门挑踢球的时间来，远远地就那么看着，也怪可怜的。但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家长一般都会派佣人把小孩接回拉萨度假。
印度大吉岭圣约瑟学院非常重视对学生个人品质的教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会把一个人训练的“特别皮实”，集体出行踏青的时候，老师故意安排距离很远的地方，非得把每个人累得气喘吁吁不可似的。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们中很多人虽说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但回到宿舍不能睡软床，必须坐硬板凳。我们穿得都是结实耐用的高档毛料裤子，久坐硬木板凳，每个人的屁股部位都磨得闪闪发亮。
当时的教会学校没有暑假，但寒假时间长达三个月，完全可以回到西藏舒舒服服过个寒假。假如没有条件或者说不愿意回家，寒假是最好的复习跳级的机会。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别的什么办法，如果有跳级的机会，没有学生会拒绝。但前提是下学期没有新的主课安排，譬如以前没有碰到过的物理、代数等新课程，光是语言比较容易跳级。我就是在寒假里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请家庭教师补课，补习新课程，跳了两次级。
另外就是圣约瑟学院作为教会学校，我们来自西藏的学生不必像其他外国学生去教堂祷告，就是说当那些学生每天课前去教堂做礼拜的大概那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些不信基督的同学就有多余的时间和机会在阅览室翻阅自己喜欢的任何一种外文书籍。就像老太太闲下来织毛衣一样，这是我们很大的业余享受，每个人都在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探讨，你在看什么书，他在看什么书，书名是什么？讲什么的？都是英文原版著作，我的英文能力就是这样得到强化的。
学校在英语教学方面确有一些特点，不太提倡学生读新闻报纸，要求多读经典文学；不提倡使用打字机，要求手写。这些对我后来翻译莎士比亚名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53年，当斋林·旺多回到他在江孜的老家，他是那批留学生中硕果仅存的两位。他的两个小同学早在几年前因为跟不上课程被勒令退学，其余的同学虽然坚持了下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家乡的很多同龄人有的到北京上了中央民族学院，这样一来，很多同学自行回了西藏，斋林·旺多是最后一个回到西藏的，当然，也是学业成绩最好的一个。
后半生：重拾英文 成为翻译大家
光阴荏苒。三十年后，斋林·旺多重又“捡回”他舍弃多年的英文。
斋林·旺多先生回忆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阿沛·仁青等从北京调来组建西藏自治区旅游局。阿沛·仁青是早期的自费留学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些懂英文、有国外留学背景的藏族留学生，我确实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我的语言优势在西藏旅游业兴起之时迅速得到重视，发挥作用。我马上被调到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工作。那时候西藏旅游的市场销售一点也不困难，市场方向是欧、美（加）和日本，只有一个旅行社。西藏还没有开放，太神奇了，外国人急着要来啊！自治区旅游局本来是打算把我安排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但是我为了尽快恢复英文能力找到阿沛·仁青要求下去带进藏的外国旅行团。
我第一次带团是1985年，英语导游太缺了，没想到很受欢迎，回到宾馆外国领队组织旅行全体起立为我鼓掌！我却很害怕呀，心里老犯嘀咕，外国人对我这么好，究竟是好是坏？当时满脑子“左”的思想。我的儿子反而鼓励我：“说明你干得好人家才喜欢你”。刚开始，舌头不听脑子指挥，开口发不出声音，嘴唇发僵。但一天比一天好，吐出的词汇量一天比一天多，说英文像上瘾一样，有时候不自觉地对旅行团的汉族地陪和办公人员也滔滔不绝地说起英语，直到人家提醒我：“你在说英语！你在说英语！”
当时拉萨懂英语的太少，很多重要的团队交给我带。我不但要带团，还要做别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事情，包括外事接待工作。
西方旅游者有个很好的习惯，他们出门旅游时都会对目的地历史文化做足功课，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一般会把看完的书籍留给后面需要的人，我就把外宾留下的书捡起来认真看，开始着手翻译《西藏风土志》，逐步加大书面文字的使用量。
随着西藏旅游条件的改善，外宾对导游的要求也提高了。他们提了两条，首先是英语要好，语言通顺流畅；二是要求用藏族导游。这样一来整个拉萨只有几个合格的导游。我们是接完一个团又接另一个团，忙得应接不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觉得最简便的办法应该是编写一本导游日记书。而且，这本书我作了特别的设计，就用我自己擅长的英文来写，内容是写一个导游从机场接一个外国旅行社经理代表团到拉萨来考察西藏的旅游资源，从入住、吃饭、购物到西藏各地的景点参观（讲解）、游览，既有文化旅游也有探险旅游（项目），历时30天，一直把他们送出樟木海关的整个过程。我的目的首先是让他们掌握导游英语，然后了解一般的接待知识，读完这本书等于就把导游业务全部学会了，至少应付日常工作没有问题。
150页的书一出来，很多导游都把它背熟了，我也从这里更加真切、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后记
曾有记者问到旺多啦从行政管理到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和翻译工作在西藏文化中的重要性，斋林·旺多说：“我学成回到家乡，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当时西藏的基础教育才起步，能用藏语教现代算术的人都没有几个。我觉得翻译与藏民族文化的关系，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从吐蕃时期开始，藏文化的发展就与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水乳交融。可以说，没有历史上一波波的经典翻译热潮，就没有藏语文明的成熟。从另一个角度看，藏语文明就是通过翻译对其他周边先进文化，尤其是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和中原华夏文明精神财富进行保存、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