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1616年的4月23日，三位伟大的文学大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秘鲁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相继辞世。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以纪念这三位伟大的作家。
很神奇，这一天，同时还是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法国作家莫里斯·德鲁昂、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克斯内斯等多位文学家的生日。
今年的4月23日，正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维加逝世400周年，也是“世界读书日”的第21个年头。这一天，中国的当当网络书香节也将迎来十周年纪念，首届“阅读嘉年华”的各种活动纷至沓来——上海、北京的地铁读书活动，《朗读者》和《编舟记》观影会，“阅读10*10”主题Party、“读一夜”等活动让人目不暇接，让读书日真正成为读书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爱书人感到分外欣喜。
只是，读书日的狂欢，会不会成为一日狂欢？据2015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信息阅读渠道的多样化、市民阅读碎片化的程度，都有所提高——“半小时阅读”正在成为主流。从2013年开始，上海市民每天阅读纸质图书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始终是“15-30分钟”、“0.5-1小时”、“15分钟以内”，时间被分割成一个个片段，我们能够用来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读书，正在变成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纸质出版回暖
虽然同样遭遇网络时代的冲击，在西方，纸质阅读仍被视为一个人拥有品位的象征。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持卡人数高达1.48亿，即每两个美国人就有一人持有读者证；据统计，美国国民去公共图书馆的人次数，是观看足球、篮球、棒球、曲棍球合计总人次数的5倍多。在我们对美国的NBA津津乐道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美国群体：读书人。
在西方，这样广泛的基础，造就了金字塔顶的巨人。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图书馆里与书为伴，他本来就相当糟糕的视力，因为长期的阅读更加变本加厉，而爱因斯坦在17岁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就读时，翘了很多门课，就是为了在家里阅读物理学的经典著作，在书面上与那些大师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和争锋。这是一个阅读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心中从未泯灭一份最基本的对图书的敬意：读书，这么好的事，千万不要让它们荒废。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的数据也不都是悲观的，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为上海市的17个区、县中2308.38万7岁以上的居民，有效样本量为4675个。结果发现，在阅读方式的“首选”上，传统（纸质）阅读仍然体现出巨大的优势，高出“数字阅读”18.25个百分点。同样，在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时间分配上，相比以往，也有更多的人愿意花时间在纸质阅读上。
很明显，纸质实体图书的阅读有回暖的趋势，这和全球出版趋势是同步的。据《纽约时报》报道，2015年，数字出版出现了高达10%的下滑，而纸质出版有所回升，一些出版公司正在投资扩建图书仓库等设施。
近年来，数字出版快速增长，从2008年到2010年，数字图书的销售额猛增了将近13倍之多。许多人选择通过平板电脑、大屏手机或是Knidle等阅读器来阅读数字图书。实体书店迎来关门大潮，2011年，美国知名的连锁书店Borders宣布破产，引起了传统出版行业的恐慌。业内普遍认为，就像数字音乐淘汰了唱片和CD一样，数字书迟早会淘汰纸书。
可是，正当数字出版高歌猛进之时，2014年却给了它们当头一棒——正是从这一年起，数字出版开始下滑，而纸质出版又有所抬头，在数字出版热闹了几年之后，人们的眼睛又开始寻找最舒适的阅读方式。据“美国图书经销商协会”统计，2015年加入该协会的实体书店数量为1712家，高于5年前的1410家。
在杭州，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盘桓心中许久的想法终于兑现：“麦家理想谷”在西溪创意产业园落成了。这里有麦家自己挑选的7000多本图书，看上去就像一家书店，但是不予售卖，只允许在理想谷里阅读。这个灵感，得益于麦家在巴黎的一次旅行——位于巴黎圣母院对面的莎士比亚书店，书店主人乔治·惠特曼独辟蹊径，将其变成了一个文学聚集地。
“读书就是回家”，这句话如今被麦家放在理想谷的门口。这里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看书、免费提供茶水，唯独没有免费WiFi——进了理想谷，你就是来静心读书的，别老想着看手机。在理想谷的二楼，还设立了创作者卧室。看似青年旅舍的两个房间，却是免费对文学青年开放的。这里还会举办一些活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莫言等等，都曾在这里与读者分享读书的乐趣。每当有活动的时候，小小的理想谷就会挤入大量的读者，一起分享和阅读，让都市中的我们，找到一个安心之所。
IP的利市，阅读的荒年
爱看影视剧的读者一定有这样的印象：2015年的大银幕小荧屏，几乎要被网络小说改编包圆了。
在2016年3月22日公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凭借大热作品《花千骨》斩获400万元年度版税收入的果果名列第33名，位列榜单第38名的则是顾漫，她凭借《何以笙箫默》一书获得了3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
而《芈月传》《女医明妃传》《琅琊榜》等等2015年最抢眼的电视作品，都和网络小说脱不了干系。
这些作者都可以算是现象级IP了。原来，作家主要靠版税发家致富，现在，随着影视的热钱杀入图书市场，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IP，成为了一个影视圈和图书出版圈的热词。你要不知道IP是什么意思，那你就out了。这里的IP，不是IP地址，而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意思。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440亿，影视版权开发孵化成为了一桩好买卖。于是，各大影视公司、图书公司争相购买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文学作品，作为它们的文学财产。一时间，IP在中国炙手可热，大有燎原之势。只要是“可拍摄”（能转化为电影视觉语言），“可融资”（有人愿意砸钱投拍），“可营销”（具有足够的卖点说服投资人砸钱），“可观赏”（影院愿意排片，观众愿意买票）的，都有可被开发成电影项目的潜质——这些文字，也就意味白花花的利润收益，让各大公司趋之若鹜，有的公司甚至囤积了几千部网络小说，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黄晓明主演的电影版《何以笙箫默》，豆瓣电影评分只有可怜的3.7分。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和乌尔善导演的《寻龙诀》都改编自天下霸唱著名的网络小说《鬼吹灯》，一年内，一部小说改编成两个版本的电影公映，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可是他们拍得怎么样呢？陆川版，豆瓣评分4.3分，有网友评论：“真烂！改名叫九层富春妖塔好吗！剧情东拼西凑毫无逻辑真的是够了！”《九层妖塔》跟原著《鬼吹灯》有半毛钱关系吗？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陆川辩称总局不让“盗墓”，只好“打怪”。可是乌尔善的《寻龙诀》明明有许多盗墓情节，这就啪啪打脸了。当然了，乌尔善的版本也有很大问题，但追根溯源，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原著本身——在细节的准确、人物的血肉丰满、思想的深度方面，和经典文学还是无法相提并论。而情节反复，人物说话都一个腔调，再加上一些装神弄鬼的作料，都是这类网络文学的通病。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同样有此弊病。
而大众似乎就喜欢这类怪力乱神的野史轶闻——2015年中国作家富豪榜，韩寒、郭敬明跌出前十，作家江南拔得头筹。江南写的就是所谓的奇幻小说，读过就知道，读一本和读十本是区别不大的。早就有人总结了，江南写的小说，几乎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一个废柴成长为一个牛逼的人，然后在最牛逼的时候失去一切！
好吧，怎么说呢，这是个IP的利市、阅读的荒年，男爱修仙女爱宫斗，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就被简化为一个个武侠加虐情故事，这样真的好吗？
童书市场的火爆
还有一种文学类型，近年来在图书市场上异军突起，那就是童书。这十年，可以说是童书的黄金十年。
望子成龙，还是每一个家长的心愿，在这方面，家长从来也不吝啬花钱。和学区房比起来，几本童书，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童书，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匹黑马。
4月16日，当当举办了“第十届网络书香节文化论坛”，并发布《书香十年·当当国民图书消费报告》，其中特别提到童书的飞速发展势头：“十年来童书市场空前释放：以每年4亿-5亿码洋递增。北京、广东、江苏十年童书购书量排名前三；山东童书消费占比最高，是最关注儿童阅读的省份；在十年童书购买量城市排行榜中，深圳No.1，反超整体购书量排名第一的广州。从童书消费，还可以看到不同城市性格不同。武汉很爱科普/百科，中国儿童文学占比高，是一座支持中国原创的城；成都精装图画书的购买表现突出，儿童文学购买占比也很大，阅读推广活动如火如荼；广州、深圳动漫/卡通阅读普及度高，孩子们的自主购买意愿强烈；北京觉得平装图画书最实惠，婴儿读物占比较高，阅读从娃娃开始；上海最爱进口儿童书、少儿英语，不愧是国际化大都市。”
2016年4月4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第53届博洛尼亚儿童书展开幕日当天，公布了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获奖者名单。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不负众望，顺利摘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这个设立于1956年的奖项，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而且，一生只能获得一次，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
曹文轩是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早年就以一本《草房子》一举成名风靡全国。说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对，也不对。为什么？因为身为北大教授的曹文轩，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从文学作品集《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到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曹文轩一直用童真与人文情怀兼具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他笔下的文字，绝非打打闹闹简单迎合儿童，它所感动的不仅是儿童，还有成人。
在第十届作家富豪榜上，曹文轩以860万元年度版税收入位列第16。排名第二的，是近两年风头正健的儿童文学作家雷欧幻像。排名第三的，则是“童话大王”郑渊洁。两人的年收入版税，分别是2000万和1900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蓬勃发展，在出版数量、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童书市场已经占到整个图书零售市场的20%左右，而儿童文学读物又占到童书市场的40%。除了曹文轩，杨红樱、沈石溪、郁雨君、秦文君、谢倩霓等儿童文学作家也拥有大量读者。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坛的格局和生态，让儿童文学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与童书一起火爆的，还有绘本。蒲公英童书馆、蒲蒲兰绘本馆、天天出版社、明天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近年来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儿童绘本。
蒲蒲兰绘本馆在北京和上海都开有书店。坐落于北京建外SOHO西区的书店，是一个安静的场所，彩虹色的地毯拾级而上，经过一个小小的门，进去之后，同样缤纷多彩的地毯营造出一个童趣的世界。上海的则位于愚园路，一直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不仅是书店，他们自己也出版了大量绘本。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川郁子是日本人。1995年，当时在中国外文局任翻译的石川郁子，在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时见到了日本白杨社前社长坂井宏先。1993年，坂井宏先去过一次深圳，他到当地书店考察，看到中国的童书，印刷质量和纸张等硬件以及内容都不理想，而且完全没有绘本。从日本的出版经验来看，他知道中国的绘本产业还没有起步。
当时，他问石川郁子：“中国为什么没有绘本？”石川郁子回答说：“‘文革前，从苏联流传过来一些儿童绘本，城市里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接触过这些作品。‘文革后，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被打断，中国的儿童绘本没能跟世界同步发展起来，中国有连环画，却没有世界性的创作儿童绘本。”
1999年，坂井宏先决定在中国开展绘本市场，诚邀石川郁子加盟来帮助他。石川郁子问他：“你能等十年吗？”坂井宏先说：“能等。”这一等，其实不只十年。石川郁子于2000年加入日本白杨社，开始在北京开设办事处，这是蒲蒲兰的前身。如果从2000年开始算的话，蒲蒲兰至今也已经16年了。前期是进行市场调研，并从版权贸易开始与中国出版社接触。
2003年，中国向外商开放了图书零售权，也就是说，在中国内地，外国人也可以卖书了。石川郁子想，那我们不如开家书店吧？书店的设计委托了日本设计师迫庆一郎，坂井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要做没人看过的、新鲜的、最美的书店！其他的自由发挥你的才华。”就这样，中国第一家以绘本为主题的专业儿童书店成立了！
十年前，出版业的日子还没有这么糟糕，蒲蒲兰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已占得先机，现在来看，果然是目光独具。这十年，是传统出版业苦苦挣扎，而童书绘本大张旗鼓迅速发展的十年。蒲蒲兰旗下，就有《小熊宝宝》系列这样的超级畅销书，迄今已经大卖150万册。
永葆童心的书，萌，但又不失人文追求，怎不让大小朋友都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