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构雄++戴光全
[摘 要]既有研究有少量以关键词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旅游学科相关信息，然鲜见对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演变与构建的研究。文章以《旅游学刊》2000—2014年载文的书写关键词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合内容分析，创新性地将学科创新力测评及知识体系演变结合研究。结果显示：（1）学科创新潜力、创新活力和创新保持力分呈变异V形和倒V形，除2000—2004年的创新潜力和创新活力变化稍大外，2000—2004年的创新保持力、2005—2009年及2010—2014年的各项创新力较为稳定；（2）学科知识体系演变由学科内容及方法的演变来展现，内容为数量-质量-精神层次的演变，方法为质性方法-量化方法-质与量结合的演变；（3）构建由研究内容、方法及目的3大部分组成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文章探讨以《旅游学刊》单一期刊为研究对象，理论建构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强调的是“典型性”，反映的是“高水准旅游学术刊物”这一同质化范围内。
[关键词]旅游学刊；主关键词；共现词；旅游学科；创新力；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99-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5
引言
《易经·系辞传》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古往今来，众多易学研究者对其一层的解释可归纳为“大道至简”，用“易简”原则推演“大道运行”。学术研究中，“以点见面”的思想亦是上述道理的体现，对学术论文关键词、共现词等的研究来推演学科的热点领域、前沿问题乃至知识体系是近几年来研究的常见手法，已应用于各个学科研究中，特别是在情报学[1]、传播学[2]和图书馆学[3]等领域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中国旅游研究中，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来研究学科相关信息，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直接文献的提炼、归纳、总结及理论建构的侧质性研究和一定计量手段的偏量化研究。前者较有代表性的是董晓莉、吴必虎和钟栎娜[4]对《旅游学刊》2000—2010年载文的关键词进行归并、排序、分组，提取出核心关键词和基因词，以反映国内旅游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进展。后者较为集中将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廉同辉等[5]对2000—2010年间被CSSCI收录的旅游学科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旅游学科关键词知识图谱；李成和赵军[6]以2001—2012年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旅游管理文献为基础，通过高频关键词呈现旅游管理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
现有文献中，对人文社会学科创新力评价较为常见的方法是指标体系法[7]，钱玲飞、杨建林和张莉[8]在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中，明确指出关键词能够体现一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通过考察某时间段期刊论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趋势规律，来分析该学科的学科创新力，选取情报学的《情报学报》和图书馆学的《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009年载文的关键词，分别对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学科创新力进行立体评价。
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表明，大多数关键文献通常都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9]，创刊于1986年的《旅游学刊》作为国内旅游学术界公认高水准的旅游学术刊物，2000年开始载文须书写关键词，该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水平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必须指出，学科创新力与其知识体系演变呈相互交叉互为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学科创新力是学科发展的源动力，是学科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因素[10]，另一方面，透过学科知识体系演变可窥学科创新发展的程度。现有文献均未将学科创新力与其知识体系结合进行研究，亦未分阶段进行对比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旅游学刊》2000—2014年刊载文章的书写关键词（简称关键词）为研究对象，为了体现“历时性”（研究时间跨度15年）演变中的“共时性”（各个阶段）特征，同时考虑各个阶段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一定量的积累，以5年为1个阶段，共分3个阶段，通过主关键词、共现词等深度挖掘并对比各阶段学科创新程度及知识体系演变，最终构建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 信息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是指利用计算机实现对抽象数据的交互式可视表示，来增强人们对这些抽象信息的认知[11]。本文采用的CiteSpaceⅢ可视化工具，是由美国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款主要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能够对特定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通过对文献关键词信息的可视化，能够较为直观地识别研究热点的演进路径。
1.1.2 创新力评价
Merton指出，对于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学科视角的多样性之间的互动被认为是提高严密性（rigour）和创新力（creativity）的重要手段[12]；Tribe 和 Xiao相信未来对旅游前沿理论的研究更可能出现在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阶段[13]；Stirling在对科学、社会和技术的多样性分析时指出，跨学科难点在于把握学科之间的交叉程度，表述为泛化的概念称为“多样性”（diversity）[14]。在多样性程度测量及跨学科研究方面，Steele和Stier[15]在对跨学科与多样性程度相关研究回顾基础上，重点剖析了Brillouin在1956年根据信息论中的信息熵计算原理所提出的用于测度一条消息中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布里渊指数（Brillouins Index），并收集了1985—1994年间发表于《林业科学》（Forest Science）期刊上的750多篇文章，将布里渊指数用于测算作者、主题、引文关系的交叉情况，进而评价环境科学中跨学科的影响。布里渊指数是一个单一衡量指标，主要用于测定信息的多样性程度或丰富性程度，其实质是一条信息中所包含不同信息量的程度，而对不同信息量程度深一层的分析是交叉程度。正如Tomov[16]在研究现代科学的跨学科比较指标时所认为的：不同研究领域交叉越多，该学科创新潜力越强。旅游学科创新力思想及理论的主要渊源与演变可概括为：多样性-交叉性-创新性；信息科学-环境科学-旅游学科。综合上述思想及理论，为了进一步克服单一衡量指标的不足，本文认为学科创新程度受到学科知识交叉程度、更新程度及内容保持连续程度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研究主关键词的交叉情况可以反映学科内外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情况，从而反映学科创新潜力，主关键词交叉率越大，创新潜力越强；研究主关键词与共现词（指与主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其他关键词）年度分布情况，反映学科内外部不同领域内容的更新速度，其指数越小，表示学科内容更新速度越快，创新活力越强；考察有效共现词连续性（连续出现两年及以上或者某年出现两次及以上的共现词称之为有效共现词），反映学科研究内容的持续性，有效共现词率越高，其创新保持力越强。创新潜力、创新活力和创新保持力的具体计算公式分别如式（1）、式（2）和式（3）所示[8]：
[P=i=1n（Ji-Ki）/Ki] （1）
式（1）中：P为总的交叉率（创新潜力），Ki为与主关键词同时出现的其他主关键词的个数，Ji为主关键词与其他主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总次数，n为主关键词个数。
[T=i=1ni×lg （Ni+1）] （2）
式（2）中：T为共现词生命指数（创新活力），i为共现词跨度年限，Ni为跨度为i年的共现词个数。
[E=i×lg （Ni+1） i≥2；] （3）
式（3）中：E为有效共现词率（创新保持力），i为共现词词频，Ni为词频为i的共现词数。
1.2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知网，选择高级检索，来源期刊《旅游学刊》，时间2000—2014年，共得到3263篇文章，剔除采访/访谈、书评、年会综述、会议通知等非论文文献，剔除中国旅游发展笔谈、特刊（2003—2006年均有），选取有作者、关键词的论文，后共得到1968篇文章（表1）。
1.3 数据处理
通过CiteSpaceⅢ将所下载文章的Refworks格式全部进行格式转化，将研究对象分为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3个阶段和2000—2014年一个整体分别处理，将相应数据导入CiteSpaceⅢ，进行相关参数设置，3个阶段界面中时区分别为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时间跨度均为1年（即每1年为1个时间片段），网络节点设置为“Keyword”，数据抽取对象为40（即每1个时间片段出现频次最高的40个关键词），词源选择“Author Keywords（DE）”，分析对象选择“Keyword”，选择Minimum Spanning Tree进行网络修剪，其他选项保持不变。一个整体界面中时区为2000—2014年，数据抽取对象为50，其他选项与上述各阶段一致。
2 研究结果
2.1 学科创新力测评
2.1.1 学科创新力测算
根据CiteSpaceⅢ对关键词所统计的词频，各阶段分别提取词频排名前15的关键词进行学科创新力的测算，若有排名相同的词频则一并提取，所以排名前15的关键词个数可能多于15个，将这些关键词称为主关键词，事实上，3个阶段的主关键词数分别为18个、17个和15个（表2）。
“旅游”这一主关键词在各个阶段均位列最高频，且与其他主关键词频数拉开距离，“旅游”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领域，在创新力的测算研究中将其剔除能更为客观评价学科内部不同领域内容之间的关系。对主关键词交叉率进行测评，如2000—2004年主关键词“旅游业”，与该词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中的主关键词分别有“旅游资源”（8次），“发展”（2次）、“生态旅游”（1次）、“旅行社”（2次）、“可持续发展”（3次），则Ki为5，Ji=8+2+1+2+3=16，主关键词的交叉率为（16-5）/5=2.2，余下16个主关键词同理计算，得主关键词总的交叉率为23.46，进一步考虑各阶段主关键词数及载文数不同，计算平均交叉率为23.46/17/431=0.0032。同理分别计算2005—2009年主关键词平均交叉率为0.00095，2010—2014年主关键词的平均交叉率为0.00106（表3）。
对共现词进行测算，分别检索出现主关键词的文章，将检索到的文章的关键词提取，同时剔除主关键词，余下的关键词为共现词，按年度分别统计。如“对策”为2000—2004年的1个共现词，分别在2000年出现1次，2004年出现1次，即该词跨度i=5，将其归入5的统计周期进行计算，依次可最终计算共现词生命指数为12.973。考虑各阶段主关键词数及载文数不同，计算平均创新活力为12.973/17/431=0.00177。同理分别计算2005—2009年平均创新活力为0.00101，2010—2014年平均创新活力为0.00107（表4）。
对有效共现词率进行测算，得到2000—2004年有效共现词率为4.602，考虑各阶段主关键词数及载文数不同，计算平均有效共现词率为4.602/17/431=0.00063。同理分别计算2005—2009年平均有效共现词率为0.00073，2010—2014年平均有效共现词率为0.00057（表5）。
2.1.2 学科创新力评价
对比研究发现，学科创新潜力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变异V形（图1）。从字面理解则表示潜力先下降后上升，下降的幅度大，上升的幅度极小，仅呈略微上升。整体上先下降后趋于稳定，表明对旅游学科的研究逐步走向稳定。深究其原因：潜力的衡量通过主关键词之间的交叉率，交叉率的内在机理是学科内外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情况，每个主关键词均代表某一研究领域。进一步地，研究领域涉及外部的交叉也涉及内部的交叉，同时还可能包括外部不同领域的交叉和内部不同领域的交叉，在创新潜力计算时，对主关键词并未划分内外部，若主关键词的交叉主要体现在内部某一研究领域，则反映的是学科内部单一研究的创新潜力。同理可知创新潜力还可反映内部不同研究的创新潜力、外部不同研究的创新潜力、外部单一研究的创新潜力和内部与外部不同研究的创新潜力5种情况。因此，应回溯主关键词与主关键词之间所代表的研究领域来理解其交叉率，2000—2004年交叉率排名前5的主关键词分别是“旅游资源（4）、旅游规划（2.57）、旅游业（2.2）、风景名胜区（2.88）、旅游区（2）”，2005—2009年分别是“旅游资源（2.27）、影响因素（2）、旅游企业（1.57）、旅游业（1.25）、因子分析（1.15）”，2010—2014年分别是“旅游体验（2.45）、旅游研究（2）、旅游目的地（1.67）、影响因素（1）、酒店（1）、扎根理论（1）”（括号里面的数字为交叉率，交叉率见表3）。对比发现，2000—2004年主关键词及其之间的交叉主要反映的是旅游资源（区）规划领域，即学科内部单一研究领域的交叉，而2005—2009年及2010—2014年后两个阶段的主关键词交叉在学科内部不同领域较为分散，甚至出现了直接体现研究方法的主关键词如“因子分析”和“扎根理论”之间的交叉。此发现与朱竑和刘迎华：“旅游业在我国处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积极发展旅游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规划的实际工作比较多，表现出的问题也比较集中；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集中；《旅游学刊》所发表的大量旅游资源开发的文章就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17]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由此，2000—2004年学科创新潜力明显高于后两个阶段，应理解为学科内部单一研究领域的创新潜力高，后两个阶段为单一研究领域的创新潜力低。
学科创新活力和保持力分别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变异V形和倒V性（图1）。其形状整体呈相对特点，然反映活力与保持力呈由低-高-低的一致变化特点（因活力指数越小表示活力越强），这两个指标均由共现词来反映，活力体现不同领域内容的更新速度，保持力表示研究内容的持续性。其中，保持力在各阶段呈较为稳定状态，在各阶段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对比后两个阶段，活力在第一个阶段下降较突出，其重要的原因是该阶段5年周期的共现词指数（3.891）高于后两个阶段（2.386；1.505），此外，篇均共现词指数（0.696）亦高于后两个阶段的篇均共现词（0.624；0.582），由此可知第一阶段的学科内容更新较慢。
2.2 学科知识体系构建
2.2.1 学科知识体系演变
通过上文对CiteSpaceⅢ相关参数的设置，依次运行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3个阶段的“Keyword”（关键词）节点，分别得到相应阶段的基于关键词所呈现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图2a、图2b、图2c）；其中，圆形节点表示所检测到的关键词，节点大小表示出现次数，节点间连线粗细表示关联度。综合表2、图2a、图2b、图2c，结合上述的学科创新潜力、学科创新活力及学科创新保持力的表现情况及内在机制，3个阶段的学科知识体系演变聚焦于学科内容的演变及方法的演变。学科内容方面，3个阶段呈现从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旅游业影响及质量-旅游目的地体验研究的演变。第一阶段，主关键词词频排前3（以下分析均将“旅游”剔除，考虑如上文学科创新力测算所述）分别是“旅游业、旅游规划、旅游资源”，图2a所显示的关键节点之一为“旅游规划”，其主关键词交叉次数最多为“旅游资源”与“旅游规划”、“旅游资源”与“风景名胜区”，交叉次数高达14次，远高于第二位的“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的交叉（9次）；分别统计《旅游学刊》2000—2004年的载文版块（通过《旅游学刊》官方网站的过刊浏览，逐年逐期统计），除2000年第1期和第6期、2002年第3期外，其他期版块命名均与“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紧密相关，如“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规划研究、旅游开发研究、西部旅游开发旅游规划、产品开发”等，其在各期出现率高达90%，少数期还出现2～3个相关版块，如2002年第5期“旅游规划研究、旅游资源开发、区域旅游开发”版块。第二阶段，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不再成为热点研究领域，甚至主关键词“旅游规划”词频从第一阶段的位居第二，到第二阶段的跌出主关键词范围，在高频主关键词中，首次出现了“影响因素、服务质量”两个主关键词，图2b所展示的关键节点之一为“服务质量”，两个主关键词与其他主关键词的交叉包括“旅游企业、旅行社、乡村旅游、生态旅游”，较为突出表现为对旅游业影响及质量的关注。第三阶段，“旅游规划、旅游资源、旅游开发”均不在主关键词范围内，对比第一、第二阶段，从偏正词组来看，最为明显的是“旅游体验”开始出现在主关键词范围内，“旅游目的地”从第一阶段的未出现，到第二阶段的位居末位，到第三阶段的并列第三；其中，“旅游体验”与其它主关键词的交叉个数最多，达到10个，分别是“旅游目的地（5）、旅游研究（5）、影响因素（5）、中国（2）、扎根理论（2）、乡村旅游（2）、旅行社（2）、旅游产业（1）、休闲（1）、结构方程模型（1）”（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旅游体验与其他主关键词交叉的次数），“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体验”交叉次数亦与其他另两个主关键词一起位居首位；此外，“旅游者”作为“旅游体验”的共现词之一，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均出现，因此，该阶段呈现向旅游目的地体验研究的演变。进一步来看，学科内容3个阶段所呈现的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旅游业影响及质量-旅游目的地体验研究的演变，深层意义为数量-质量-精神层次的交融与转变。
学科方法方面，3个阶段呈现从质性方法-量化方法-质与量结合的演变。第一阶段，学科方法无法直接从主关键词直接获取，然而通过图2a的知识节点及共现词的分析，发现能间接体现方法的共现词有“对策、战略”，共现词“对策”在2000年及2004年各出现1次，“战略”在2000年出现2次，从这些词所在的文章，结合朱竑和刘迎华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学刊》2000—2004年（2004年未能全部统计）载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旅游学刊》以描述性论述为主[17]来看，此阶段研究方法以较为表层的质性方法为主。第二阶段的主关键词目录中，能直接体现研究方法的仅有“因子分析”，与“因子分析”交叉的其他主关键词，无论是交叉个数（12个），亦或是交叉次数（26），均位列主关键词目录首位，其中，“因子分析”与“影响因素”交叉次数最多，达9次；“因子分析”同时也纳入图2b所显示的重要节点；这个阶段出现了“层次分析法”（2005年1次，2008年1次，2009年2次）、“系统动力学”（2006年2次）这些代表构造模型与数理统计方法的共现词，因此该阶段研究方法量化色彩较明显。第三阶段的主关键词目录中，能直接体现研究方法的有“结构方程模型”和“扎根理论”，在词频上，两者较为一致，前者仅比后者多1次，“结构方程模型”分别与主关键词“旅游体验”（1）、“乡村旅游”（1）交叉，“扎根理论”与主关键词“旅游体验”（2）交叉；图2c的知识节点除出现“结构方程模型”和“扎根理论”外，还出现“因子分析”“h指数”“现象学”这些体现方法或方法论的关键词，从某种角度来说，主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代表量化研究，“扎根理论”代表质性研究。
2.2.2 学科知识体系构建
将上述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3个阶段的数据合并为一整体即2000—2014年，通过上文对CiteSpaceⅢ相关参数的设置，运行“Keyword”（关键词）节点，得到基于关键词所呈现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图2d）。图2d学科知识体系关键节点和重要节点绝大部分囊括了词频≥12的关键词（表6）。
结合图2d、表6的42个高频关键词，深度分析这些高频关键词的内在联系，充分考虑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机理，构建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图3），框架中最左边方框和最右边方框的词均直接来源于高频关键词，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深化对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的理解：
（1）“旅游”单独为一个关键词，其词频高达106次，远高于其他高频关键词，不难理解，对旅游学科的研究都围绕旅游来展开或由旅游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及关系。“中国”单独为一个关键词，其词频亦达31次，该词在旅游学科研究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表明是对中国的旅游学科研究，体现旅游学科的地域性而非全球性或国际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范围，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学者对旅游研究倾向重大领域、大尺度，偏宏大叙事而非微细精致。“休闲”单独为一个关键词，其词频为22次，从西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教育部关于休闲、旅游的学科体系划分[18]，及我国学者对休闲与旅游的代表性认识即“休闲主要是从时间的范畴来认识的，而旅游考虑的却是地理范畴的位移”[19]，可知休闲对旅游并非完全包容，而一些学者口中笔下的“大旅游”往往着眼于休闲（关于休闲与旅游话题，详细可见《旅游学刊》2006年第9～12期的中国旅游发展笔谈讨论话题——我们时代的休闲与旅游）。“旅游学”单独为一个关键词，其词频为15次，在高频关键词目录中较为靠后，该词亦具有双重属性，既可指旅游学科亦可指旅游学课程，对旅游研究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体现在旅游学中，出现在高频关键词目录而排名较靠后，既体现《旅游学刊》的学 术性强，同时也表明我国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
（2）旅游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业及要素部门、旅游者、旅游市场、旅游目的地、旅游类型研究。其中，旅游业及要素部门研究中，传统的旅游六大部门吃、住、行、游、购、娱均不同程度有所体现，多数“酒店”提供吃、住，而行主要是由“旅行社”组织，游、购、娱主要体现在“旅游景区”及“风景名胜区”。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随着以旅游为主营业务的旅游上市公司规模扩大及数量增长，旅游上市公司成为较典型的一类旅游企业，引起旅游学术研究关注，其词频为13，相对集中研究在2010—2014阶段，该阶段词频为8，占该词整体词频61.54%。旅游者研究较多关注旅游动机、旅游满意度、影响出游动机及满意度因素、旅游者对目的地发展及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部分学者如谢彦君和谢中田[20]、龙江智[21]、陈才和卢昌崇[22]从不同角度论证旅游体验是旅游现象的内核或旅游的本质。旅游市场研究通过高频关键词“旅游市场”“服务质量”“旅游合同”来体现，部分研究关注旅游市场研究中存在的各种乱象，探讨旅游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该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及“旅游合同”所代表的市场契约精神；此外，从整体旅游市场来看，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是旅游市场的两大类型，亦是旅游研究的要点。对旅游目的地研究笔墨较浓，第一、第二阶段主要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旅游地）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产品体系、旅游发展，第三阶段较为关注区域旅游合作、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目的地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类型研究较为关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城市旅游”，相对而言，对“城市旅游”关注度较低，词频为13，“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关注度较高，词频分别为34与26，从3个阶段主关键词来看，后两者交叉出现于阶段间。
（3）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比较研究”这些高频关键词。前两者代表的是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而“比较研究”较难直接从词中判断研究方法，进一步回溯到该关键词所在的13篇文章，发现分别是对“旅行社管理”“跨文化”“环城游憩行为”“旅行社制度环境”“导游管理体制”“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系统模型”“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概念”“真实性理论”“真实性感知”和“中外合作教育模式”方面的比较研究，绝大多数比较研究为描述性研究和概念性研究，因此，“比较研究”主要代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
（4）研究目的直接反映到研究的结果，结果则体现在“旅游学”和“对策”两个高频关键词，分别代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旅游学”是唯一一个在图3中两个地方出现的关键词，该词具有如上文所述的双重性，在此的内在含义是旅游研究目的是“致力于让旅游研究获得更多的尊敬和认可，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学科，重理论建设，寻找旅游更深层次的意义，以确立旅游的学科地位”[23]。“对策”在此的深层含义是应用性研究，旅游研究的目的是“在于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如何通过更多地了解消费者行为、更好地进行企业管理，来创造更多的产业价值”[23]。符合Dolnicar 和 Chapple所指出的旅游研究两大核心目标：“知识生产和为旅游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建议”[24]。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学科创新力与其知识体系演变及构建关系紧密，学科创新力能推动学科知识体系演变，反之，知识体系演变进一步深化学科创新力，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及内容分析法，以近15年来《旅游学刊》载文的关键词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学科创新力测评及知识体系构建结合研究，研究视野有一定的开阔性，研究视角有一定独特性。研究表明：
（1）学科创新潜力方面，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变异V形，将此现象理解为2000—2004年学科内部单一研究领域（主要指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的创新潜力高，后两个阶段为单一研究领域的创新潜力低；学科创新活力和保持力方面，分别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变异V形和倒V形，均代表活力与保持力呈由低-高-低的一致变化特点；整体来看，除2000—2004年的创新潜力和创新活力变化稍大外，该阶段的创新保持力及后两个阶段的各项创新力浮动均不大，象征着旅游学科创新在各个阶段的稳定程度。
（2）学科知识体系演变由学科内容及方法的演变来展现。学科内容方面，呈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旅游业影响及质量-旅游目的地体验研究的演变，本质上为数量-质量-精神层次的交融与转变；学科方法方面，呈质性方法-量化方法—质与量结合的演变。
（3）构建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框架由研究内容、方法及目的3大部分组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业及要素部门、旅游者、旅游市场、旅游目的地、旅游类型研究；研究方法由“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代表的量化方法及“比较研究”反映的质性方法；研究目的致力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分支。
3.2 讨论
应该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10]，现有针对学科创新力和知识体系研究不多见，其深层次原因是旅游尚未真正成为一门“学科”[25-26]，现实原因是对其研究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本文仅从旅游学科权威学术刊物《旅游学刊》载文的关键词着手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通过单一权威刊物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的研究来探讨学科创新力或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并非本文特有，除文章引言部分所涉及的部分文献[1-4，8]外，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以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简称ATR）的主题词（subject headwords）为分析单元，进而梳理不同阶段相关领域的知识进展。如Swain， Brent和 Long[27]分析ATR 25年的主题词，在所划分的3个阶段共提取出最能代表学科热点的10个主题词；Xiao和 Smith[28]将ATR 30年累积的主题索引按每5年共分6个时期（1973—1978年、1979—1983年、1984—1988年、1989—1993年、1994—1998年、1999—2003年），通过主题词研究各时期知识体系演变，进一步将其归纳为“方法和理论建构”“发展和影响”的两个元目录（two meta-categories）；Tribe和 Xiao[13]对ATR第36卷和37卷共81篇文章的主题词进行分析，提炼出真实性、旅游者体验、发展、影响、社区、表征、认同、形象等研究热点。本文以《旅游学刊》载文关键词为研究对象，从深层次的理论依据来看，其实质是个案研究的一种体现，Yin在其专著（第4版）明确指出：“在个案研究中，理论建构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analytic generalization），而非‘统计性归纳（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所选的个案并非样本，不能要求用个案来类推总体，在个案研究的5种适用范围中，第3种是用于研究典型的案例，第5种是研究纵向案例，即对于两个或多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案例进行研究”[29]。王宁指出：“个案研究中个案有‘代表性无涉和‘类型代表性两种情况，其中，代表性无涉情况要求个案要有典型性，而类型代表性情况指个案外推的范围是在同质化内”[30]。因此，本文对《旅游学刊》单一期刊的研究，突出的是“高水准的旅游学术刊物（复合影响因子2.521）”这一典型性，所得出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和知识体系演变及构建亦主要是与这一典型性特征相符，若论及代表性，亦主要反映的是“高水准旅游学术刊物”这一同质化范围内。从现实可操作性原因来看，其他旅游（或非旅游）学术刊物存在载文连续性出现书写关键词的时间不统一、各阶段载文数量差距较大、期刊的同质化范围的代表性不同等限制。此外，通过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来研究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除本文所研究的关键词外，还可对文章的题目、摘要或结论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对参考文献进行共引分析，而对题目、摘要或结论部分的文本分析最大的挑战是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先行、概念先导”。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而言，载文关键词较为客观表现该文的作者所表达的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最后，基于文献探讨学科创新性问题，不应该是研究的根本目标，研究的实质应该是透过学科创新性来看学科知识体系的演化，透过学科热点领域、前沿问题最终把握学科发展的规律，学科创新力结合知识体系演化的分析有必要同步进行。上述的多期刊横向对比、对文章结论等部分的文本分析等均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及扎实研究的有意义课题。
致谢：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在文章评审过程中所提供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编辑老师在论文投递及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无私帮助致以敬意。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in Chao， Sun Jianjun. Discipline-crossing research hotspots analysis based on keyword intersection： An exampl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4， 33（5）： 76-82.[闵超，孙建军.基于关键词交集的学科交叉研究热点分析——以图书情报学和新闻传播学为例[J].情报杂志，2014，33（5）：76-82.]
[2] Ran Hua， Li Shan.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industry regulation academic map：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J].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5，（4）： 111-118. [冉华，李杉.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学术图谱——基于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4）：111-118.]
[3] Yin Shenqin， Zhang Jilong， Ren Lei. Research hotspots analysis of digital library based on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1，（4）： 25-30；38.[殷沈琴，张计龙，任磊. 基于关键词共现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数字图书馆研究热点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4）： 25-30；38.]
[4] Dong Xiaoli， Wu Bihu， Zhong Lina.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Tourism Tribune[J]. Tourism Tribune， 2011，26（8）： 26-31. [董晓莉，吴必虎，钟栎娜. 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分析的中国旅游研究知识体系解析[J].旅游学刊，2011，26（8）：26-31.]
[5] Lian Tonghui， Yu Caihua， Zong Qianjin， et al. Mapping knowledge analysis of tourism discipline research based on CSSCI from 2000 to 2010[J]. Tourism Tribune， 2013，28（3）： 114-119.[廉同辉，余菜花，宗乾进，等.基于CSSCI的2000-2010年旅游学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旅游学刊，2013，28（3）：114-119.]
[6] Li Cheng， Zhao Ju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ourism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d on Web of Science[J]. Tourism Tribune，2014，29（4）：104-113. [李成，赵军.基于Web of Science的旅游管理研究信息可视化分析[J].旅游学刊，2014，29（4）：104-113.]
[7] Ren Quane. Evaluation index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ts theoretical base [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0，（1）：28-33.[任全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及其理论基础[J].情报资料工作，2010，（1）：28-33.]
[8] Qian Lingfei， Yang Jianlin， Zhang Li. Based on the keywords analysis of disciplinary creativity： Set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as an example[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1，34（1）： 117-120. [钱玲飞，杨建林，张莉. 基于关键词分析的学科创新力比较——以情报学图书馆学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1）： 117-120.]
[9] Zhang Binxian， Chen Yao， Zhu He， et al. Transitions of the source of Chinese educational knowledge in the recent 30 yea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quoted papers in the magazin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9，（4）：17-25.[张斌贤，陈瑶，祝贺，等. 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知识来源的变迁——基于《教育研究》杂志论文引文的研究[J].教育研究，2009，（4）：17-25.]
[10] Yang Jianlin， Su Xinn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reativity research[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10，33（2）： 5-8.[杨建林，苏新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研究的现状与思路[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33（2）：5-8.]
[11] Bederson B， Shneiderman B. The Craf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 Readings and Reflections[M].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2003：1.
[12] Merton R.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267-278.
[13] Tribe J， Xiao H G. Developments in tourism social scienc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38（1）：7-26.
[14] Stirling A.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diversit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07， 4（15）： 707-719.
[15] Steele T W， Stier J C. The impac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 forestry case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2000， 51（5）：476-484.
[16] Tomov D T， Mutafov H G. Comparative indicator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 modern science[J]. Scientometrics， 1996，37（2）：267-278.
[17] Zhu Hong ， Liu Yinghua. Viewing the difference and trend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m researches by comparing the articles published on “Tourism Tribune” 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 Tourism Tribune， 2004，19（4）： 92-95. [朱竑，刘迎华.从《旅游学刊》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比较看中外旅游研究的异同和趋向[J].旅游学刊，2004，19（4）： 92-95.]
[18] Hui Hong， Cheng Yixin. A discussion o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of extended tourism[J]. Tourism Forum，2010，3（2）： 131-134；140.[惠红，程乙昕.论大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J].旅游论坛，2010，3（2）：131-134；140.]
[19] Liu Deqian. Another discussion on leisure a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2006，21（10）： 12-19. [刘德谦.也论休闲与旅游[J].旅游学刊，2006，21（10）：12-19.]
[20] Xie Yanjun， Xie Zhongtian. Tourist experience in the tourist world： A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J]. Tourism Tribune， 2006，21（4）： 13-18. [谢彦君，谢中田.现象世界的旅游体验：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J].旅游学刊，2006，21（4）：13-18.]
[21] Long Jiangzhi. On the nature of tourism and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discipline： An experience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05，20（1）： 21-26. [龙江智.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J].旅游学刊，2005，20（1）： 21`-26.]
[22] Chen Cai， Lu Changchong. Identity：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experie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26（3）： 37-42. [陈才，卢昌崇. 认同：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J].旅游学刊，2011，26（3）：37-42.]
[23] Ritchie B W， Burns P， Palmer C. Tourism Research Methods：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M]. Wu Bihu， Yu Haibo， et al tran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4. [布兰特·里切，彼特·伯恩斯，凯瑟琳·帕尔默.旅游研究方法[M].吴必虎，于海波，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4.]
[24] Dolnicar S， Chapple A. The readability of articles in tourism journal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5，52 ： 161-179.
[25] Tribe J. The indiscipline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7，24 （3）： 638-657.
[26] Tribe J. Indisciplined and unsubstantiate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3）： 809-813.
[27] Swain M， Brent M， Long V. Annals and tourism evolving： Indexing 25 years of public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25（Suppl）：991-1014.
[28] Xiao H G， Smith S. The making of tourism research： Insights from a social sciences journa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33（2）：490-507.
[29]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the 4th Edition）[M]. Zhou Haitao， Li Yongxian， Li Qian，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Qress，2015：43；49；55-56. [罗伯特·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四版）[M].周海涛，李永贤，李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43；49；55-56.]
[30] Wang Ning. Representative problems of case studies and sampling logic[J]. Gansu Social Sciences，2007，（5）：1-4. [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07，（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