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青
每年申请白宫学者项目的人成千上万，
录取的只有万分之二
白宫学者项目每年招收10-15个年龄介于28-36岁的行业杰出者。首要条件必须是美国公民。如果当选者有双重国籍，必须放弃非美国国籍。此外，还需要五位社会上有声望的人推荐，并进行长达九个月的笔试、面试和严格的社会安全背景调查考核。
1964年至今，白宫学者项目已经培育了八百多位白宫学者，其中一些走出白宫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比如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尔（Colin Powell）、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罗伯·乔斯（Robert L.Joss）、纽交所前主席马歇尔·卡特（Marshall Carter）等。我们所熟知的赵小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白宫学者，她于1983年通过白宫学者项目成为了罗纳德·里根总统顾问密斯的特别助理，负责交通运输及贸易工作。
过硬的资源关系网
我们找到了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白宫学者：黄征宇。他1977年出生于上海，10岁便移民美国。他学习能力强，在斯坦福大学的四年半时间内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工业工程学学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还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对他来说，大学是创新最好的平台，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会“少读点书，多点时间利用身边的资源”。“资源”是通往白宫学者、美国政界的硬条件。
黄征宇90年代在斯坦福时，亚洲互联网兴起，他发现学校并没有与此相关的学生组织、学生力量。于是，他给当时的校长写邮件，倡导成立学生組织。校长介绍他认识了理工部部长，也就是随后一届的斯坦福校长。2000年4月，斯坦福大学亚裔工程师协会发起成立了亚太地区学生企业家精神协会，简称ASES，每年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亚太地区举行两次全球性年会。平台聚集了名校代表、知名企业家、风投机构以及政府官员，主题多半与创新创业有关。这是黄征宇从学校步入社会的第一张强大的资源关系网。
在申请白宫学者之前，黄征宇在英特尔总部工作。有一次，英特尔独立董事Reed Hundt跟他聊起关于跨国合作的事情。当时，英特尔的PC行业专利最多，但并不收费。他们想以此打入无线通讯行业，与中国政府合作研究4G网络，共享知识产权。
黄征宇代表英特尔到中国谈判，“中国政府很支持，想将它提升到两国政府合作的高度。这是第一次，不仅在技术和产品上合作，而且还会在知识产权上合作，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但在与美国政府洽谈时，黄征宇遇到了困惑，他发现美国政府并不想参与这个好项目。Reed Hundt推荐了白宫项目给黄征宇，让他去白宫找答案。
进入白宫，黄征宇才了解到，“与中国政府不同，美国政府对企业一贯保持中立。例如，unlike Intel，高盛需要靠IP收费，作为政府不可偏向任何一个企业。”
“调查背景花的钱可能远高于发给我们的工资”
不过，进入白宫可不简单。
经过开放申请阶段、区域筛选阶段、全国公示阶段，到了每年6月份的某个周末，大约30名候选人会被邀请到华盛顿进行第二次面试。这一轮面试的面试官都是由美国总统特别指定的政府要员，或者是白宫学者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黄征宇的面试官是美国著名建筑师Maya Lin、曾经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长官Wesley Clark、美国参议员等。他们轮流或者搭配着对黄征宇进行提问。黄征宇记得Wesley Clark问他，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忠于哪个？如果美国需要你，你会怎么选择？还有面试官告诉他中国见闻，说自己70年代末到过中国，住在外滩的和平饭店，但是房间里没有空调，还有老鼠。面试官问黄征宇，那只老鼠还在吗？“当时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真的很少，很主观，这让我很惊讶。”黄征宇的回答兼顾了中美双方立场。
面试官的心理是，这个人能给白宫学者和白宫带来什么价值。黄征宇是那轮面试中唯一的华裔，“当时他们都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他们认识的绝大多数华裔都是ABC，中文不怎么好。即使这种ABC也很少，可能见过一两个。所以他们从来没见过我这种多元背景的人，我两方面都很熟，有着很独特的东西，可能给白宫带来收获。”
在这一轮面试前后，黄征宇已经接受了联邦调查局（FBI）最彻底的背景调查，包括个人经历和工作经历。FBI要求黄征宇列出去过的七十多个国家和所有认识的人。他的朋友们也因此收到了电话。黄征宇调侃说：“调查背景花的钱可能远高于发给我们的工资。”
确保入选者有最高信用级别后才进入总统筛选环节。黄征宇成为2009-2010届白宫学者，唯一的亚裔。经过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沟通，黄征宇最终在确定岗位环节选择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如何做决策
第一次和奥巴马见面时，黄征宇问了总统一个问题：就职一年，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奥巴马沉默了三四秒，黄征宇心里一惊，心想可能问错问题了。沉默过后的奥巴马说，“我发现到我这里的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当我每次开会时，我认识到，我不是最聪明的或是最有经验的。比如，手边的能源部长，得过诺贝尔奖；国防部长，有三十余年华盛顿经验；Hilary Clinton是前总统夫人和国务卿。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我可以总结这些聪明人的观点想法，做出自己的决策。”
在白宫，黄征宇经常听到奥巴马说的一句话是，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他也会和同事们讨论中国对国际发展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总体而言，美国政府高层在决策机制方面还是与他想象中的不一样，虽然他说“有些东西不能说”，但还是分享了一些案例。
关于伊拉克战争，前国防部部长做了两个决定，“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影响至今”。一是美国战胜后解除伊拉克军队；二是开除执政党所有党员，“把持枪人和精英踢出，这要革命啊，所以之后不停内战，很多人觉得都是因为他的决定。”黄征宇问过他何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画了一个圆圈，说一小条是我知道我知道的东西，大一条是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其他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而我是根据当时我知道我知道的内容和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做的决定，所以没错。”
黄征宇也问过前国务卿鲍威尔同样的问题，“一开始他的说法和前者很像：是当时的情报让我做出这个决定”，后面的话让黄征宇觉得鲍威尔跟其他政客不一样，鲍威尔说，“我当时站在联合国讲话时是代表美国，但后来证明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存在，所以我应该也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这让黄征宇多少有些吃惊，
黄征宇意识到，政客与公司高管有着显著区别，“我认识很多公司CEO，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最终责任在我这里，但绝大多数政客，不会主动说这是我的责任，更多是说反对党的问题。”黄征宇之所以觉得鲍威尔让他吃惊，主要是因为他的观点是“（政府）领袖需要有这种承担责任的心态”。
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特别助理，黄征宇主持参与了海地救援。他更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中长期问题是推动对外援助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帮助贫困国家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怎么帮助当地政府建立好的领袖和领导班子，很多合作NGO用的是本国的外国专家，没有很好地发展本土领袖，并且少量发展出的本土领袖，更多是选择留在NGO，因为福利更好，而不是投入当地社会。”
黄征宇的对策是，通过帮助当地盈利机构扩大规模和影响力解决就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当时找母基金。比如这个母基金投了10个基金，每个基金投20-40个企业，我们找的主要是社会企业（有社会意义），每个企业雇佣数百上千人”，“初步试点是一亿美元。”
黄征宇也看到了成功的中国经验。他和同事们去苏丹考察，到了那里和当地人谈起援助话题，苏丹人就会说，中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帮我们造了道路和桥梁，让我们这里有了实质的改变。相反，他们对西方公益组织的援助并不满意，他们会说，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这么多年，看上去也没什么起色。政府和企业直接合作，帮助当地建立基础设施，解决当地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主要途径。这样的模式是否适合美国政府？这也是黄征宇留给后继白宫学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