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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脸谱中蝙蝠形的发展演变及其对艺术设计教学的启示

2018-07-03 00:29

俞岚 陆长超

【摘要】 戏曲脸谱吸收了传统图式中的蝙蝠形的寓意和图形之后,为人物的造型和寓意的需要进行大胆的变化和变形,经过合理的组合排列,达到构图上的和谐。在不断的变化中,戏曲脸谱由量变到质变,从具象到抽象,从单一的模仿、借鉴到出现最明确、最简洁的图式,并创造出新的图式。这些对我国设计本土化的发展及其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实际价值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 戏曲脸谱;蝙蝠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戏曲脸谱中蝙蝠形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变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为中心的戏剧体系。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综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如说唱、歌舞、滑稽戏等)、吸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如文学、诗歌、绘画等)为之所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美学传统意识的中国戏曲文化。作为戏曲的化妆也是如此,在不断的观演过程中,按剧情和人物造型的需要,角色以行当分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戏曲脸谱。中国戏曲随着表演的发展,舞台上的行当也在不断的演变,最后分化为生、旦、净、丑四大类。生、旦为俊扮,称为“素面”或“洁面”;净角为“花面”,现称为“花脸”;丑角称为“三花脸”。

戏曲脸谱是在唐、宋涂面化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伴随着表演的发展,戏曲脸谱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其间它与戏曲剧本、戏曲表演一样不断地吸收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以及民俗文化和各种图式,在文人参与,大众认可中逐渐丰富起来。在明代,因为福文化的兴起,由于“福”与“蝠”谐音的关系,蝙蝠形在民俗中得以表现并广泛流传使用。明末清初之际,戏曲脸谱也吸收了蝙蝠形的寓意和图形,蝙蝠形融于各种脸谱,参与戏曲人物造型,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变化。

通过收集的资料分析,在生、旦角色的化妆中,生角(除了红生和武生)一般采用的是程式化的化妆方法,在表现人物的年龄、性格、属性时也只有细微的变化,总体上还是一致的。在旦角的化妆中也是采用程式化的化妆方式,早期多以相术、花卉、吉祥纹样为主,突出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表现。这两种行当吸收蝙蝠形的可能性比较小。在净角和丑角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净角和丑角大量地吸收蝙蝠形,蝙蝠形为塑造舞臺形象、为表演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为脸谱的造型写下了新的篇章。

净角分为“正净”和“副净”。正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花脸”,在戏曲中又称“铜锤”或“黑头”。正净的表演多以唱功为主,动作跨度较小,这类脸谱纹样简洁大方、图式明确(图1)。副净又称“二花脸”和“武花脸”,二花脸是以做工为主,重身段功架,又称“架子花脸”,在脸谱中相对比较“花”(图2)。特别在清代之后,剃光的前额为脸谱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装饰空间。武花脸又称“武净”,为二花脸中的一支,以武功为主,在表演中带有强烈的舞蹈节奏性动作,这些都为动感的蝙蝠形带来了装饰上的空间,为提高人物造型提供了新的素材(图3)。当然,因为表演的不断丰富,为塑造更多更好的多元化人物形象,脸谱谱式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发生变化,从最早的整脸衍化出三块瓦、花三块瓦、十字门脸、元宝脸、碎脸等(图4、图5、图6、图7、图8),这些谱式广泛吸收了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如星象、太极图、八卦图形等(图9、图10、图11)。

丑角又称三花脸,分为“文丑”和“武丑”,一般以喜剧角色出现。丑角的化妆有别于生、旦的化妆,同净角的化妆立意又不尽相同,它的特点是将白粉在鼻梁、眼窝间涂抹,文丑多以生活用具和器形来装饰(图12),武丑更多地应用动物形来勾画(图13),蝙蝠形就是其中的一种。丑角对蝙蝠形应用最大的特点有两种,一种是在两眼之间以点、线为主勾画变形的蝙蝠形(图14);一种是在白色豆腐块的周围勾画蝙蝠形纹样。蝙蝠形一般都进行了高度的提炼和变形,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适形”(图15),适合它所处的那个形体之中,有着恰到好处之感。除此之外,在旦角中派生出的彩旦,俗称彩婆子,在化妆中多以吉祥的几何图形图案和相术中“痣”点的各种说法来表达(图16)。

明代出现的福文化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古代的“五福”之说,说的是五种世俗观念和人生理想。《尚书·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在中国民间,蝙蝠因为与“福”“富”谐音,被作为吉祥物应用到装饰艺术中。古人把蝙蝠这种原来并不美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想象,采用大胆的变形、移情手法,使其变得十分逗人喜爱。蝙蝠似鸟似鼠、非禽非兽,属哺乳类翼手目动物。传说中它是长寿的动物,活到千岁时全身雪白,头也变得很重,以至于倒垂悬挂,如人食之,可以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成仙得道。《抱朴子》云:“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千岁。”[2]中国人都把蝙蝠作为福气、长寿、吉祥、幸福的象征。蝙蝠从取其谐音福,再从其自然生活的习性倒悬而睡,象征“福到”,在福、富、寿的演绎中很快融入了民俗文化并被道家应用,构建了从天上到人间的福文化,创造出许多与福文化有关的神祇活跃在民间。后来,人们又把它扩展为福、禄、寿、喜、财。这五福是过去千年来中国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总称,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明代开始,蝙蝠作为吉祥象征与其它的吉祥图案一起进入了装饰世界,在书画、建筑、家具、年画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吉祥图案可以说无处不在。在这些装饰性的吉祥图案中,蝙蝠形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变化,在蝙蝠中强调了头、身、翅膀的表现,其生动活泼的造型在与其它吉祥图案结合时能产生不同的美好寓意。在明代以后,蝙蝠形被戏曲化妆艺术所吸收。

戏曲脸谱在吸收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中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蝙蝠形之后,创作出了许多新的人物形象,如,增福财神、天神、五福神。这些与福文化有关的各路神仙,为表演带来新的形象和新的内容,也是民俗福文化在戏剧中的延伸。地狱中的阎王、判官是司管人们寿命的,所以阎王、判官等都在脸谱中加入蝙蝠形。钟馗的脸谱也归于此类,带有“恨福来迟”之意,他们不仅在额头上用蝙蝠形加以勾画,而且整个脸谱就是一只向下倒挂的蝙蝠,这样带有装饰味的蝙蝠形经过变形很快就适应了人物的造型,并融入表演之中,得到观众的认可(图17)。这一类脸谱基本是属于副净中的“二花脸”。以上所提到的是民俗认可的寓意在戏曲中变为可读性、可观性的艺术形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戏曲吸收了这样的图式和内容之后,为了适合表演,为了剧本的立意,不仅在图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变形,而且在内容上也进行了变化。如在戏剧中有时会用蝙蝠的寓意来反衬不寿之人,特别是将其用于不寿的英雄人物中,借以表达对他们坎坷命运的惋惜之情,张飞、周仓、李元霸等戏剧人物的脸谱中都曾经出现过蝙蝠形,有的至今还得以保留。在判官、钟馗的脸谱中,及用蝙蝠的寓意反衬不寿之人时,这些装饰性的蝙蝠形往往在构图中处于主要部位。后来除了在与福文化和蝙蝠的寓意相关的人物的脸谱造型中作为主体保留之外,其他人的脸谱中的蝙蝠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两大形式,一是在构图中不作为主体出现,但它的图形指向性十分明确,首先在前额,在前额出现的蝙蝠形有这几种形式:1.在前额涂抹底色后,勾画对称的蝙蝠形(图18);2.在额头中出现一个或二个椭圆形、圆形或较为完整的基本形,在这些比较完整的外形内勾画蝙蝠形,蝙蝠形是向下的,有时为了构图的需要,也营造向上的蝙蝠形,但两面颊的图形必须是向上的(图19);3.在额头勾画不对称的变形蝙蝠形,这种图形营造向上或向下的视觉效应(图20)。一是在印堂到天中之间用线勾画蝙蝠形,这时一般会出现与蝙蝠形配合的其他图形,如圆形、椭圆形等,蝙蝠形多数以红色出现,蝙蝠形的轮廓线用浅红色勾画(图21)。在眉的表达中,一种是加上有规律的蝙蝠形排列,另一种是把原有的谱式加添或改变,蝙蝠形隐约地出现,在构图中不作为主体,但它的动态十分明显。在眼窝的表现中一般出现在眼角或眼尾附近有明确的外框,视线向内,色彩多以灰色出现。眉眼之间,蝙蝠形与底色反差较大,一般以线的形式出现。在鼻头中,蝙蝠形多以白色或红色出现,并以面的形式出现,营造向下或向上的视觉,图形十分明显,有强调之意。在腮帮,蝙蝠形代替以前的肌肉肌理的表达,并且是有规则的排列,视线向上向内移动,起到引导视线的作用。在这些以蝙蝠形为主导的图式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融于脸谱过程中,在不影响谱式的变化、不影响人物性格表达的情况下,蝙蝠形产生了种种变化。蝙蝠形所处的空间不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但一般都把蝙蝠形变成团块、加以鲜明鲜艳的色彩或把蝙蝠形以线性的形式出现,并与蝙蝠两只眼睛配合,在整体的构图中产生了很好的视觉效应,增强了脸谱的可读性,并达到视觉上的和谐。同时必须肯定的是点线的合理搭配,为创造新的造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新造型的出现提供了多方面的实践经验。endprint

装饰性的蝙蝠形在介入脸谱之后,在不断适应脸谱造型的过程中又进行了积极的变形,为构成上同时也为内容上的需要进行了大量大胆的创作和实践,如在两眉之间的印堂上,用点线生动地再现蝙蝠形的动感,这是表现智慧的一种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单纯的蝙蝠形出现;一是与太极图结合,有的与火纹结合,有的与相术结合,产生出新的造型,为表现人物提升到象征之意。

以上是蝙蝠形介入脸谱之后,其寓意和图形在脸谱各个区域的应用和出现新的造型图式。总之,从装饰性的蝙蝠形在脸谱的应用过程中,可以看出:首先是带有立体感和外型比较明确的形体出现之后,在造型上开始变化,其中有以下几种特点,一是平面化,蝙蝠形外形的特征明确,大胆地适应形体。其利用蝙蝠形的特征带有明确的(动态)指向性和方向性,或者将其变为一个坚固的整体以适应于不同的空间。二是线性与点的出现,在蝙蝠形变化之中,蝙蝠形的眼睛也越来越明确,不仅强调蝙蝠形最大的动态,也强调蝙蝠形与眼睛“两个点”的配合,拉长的是翅膀。在这些变化的图形中蝙蝠形的特征还存在,如动态朝向等等。到了新的造型出现,蝙蝠形带有s型的曲线和两个点“眼睛”,也按照构成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达到局部视觉上的平衡,并彻底地保留在脸谱之中。

二、戏曲脸谱中蝙蝠形的变化发展对艺术设计教学的启示

艺术设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涵盖面很广,主要有工艺美术制作和设计、环境设计、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等等,1998年被国家定为“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服务性,它不在于表達,而是在一种创造,它的特点就是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综合性,它的创作风格分为传统、现代、混合型等等。艺术设计的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门类,同时它也是一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学科,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实际上是设计者自身综合素质,如表现能力、感知能力、想象能力的体现。

向传统学习是当前艺术设计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早期传统纹样中,图形的夸张变形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汉代以前概括抽象,唐宋之后渐渐趋于写实,这是大的脉络。原始时期的质朴和对生活的再现、春秋战国的庄重和神秘、唐朝的富贵饱满、宋代的清秀优雅、明清的吉祥寓意,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带着精神文化的厚重感,带着独有的东方审美情绪和艺术特征,树立在世界艺术之林。纵观古今装饰图案,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历代图案素材的使用都存在着复杂交叉的相承关系,没有明显的断代。我们要解读传统装饰图案的意义,并将其精神转化为现代视觉语言,可以按照图案类型进行整理、收集、归档并进行临摹,才能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并记录在临摹过程中的感受,这将有利于现代艺术设计。戏剧脸谱也经历千年来的演变。从纹身、面具到唐宋的化妆,从中国画在明代对人物造像的汉化确立一直到明末清初,脸谱才真正出现曙光。它一方面摆脱面具的干扰,另一方面积极消化对生活化妆的提升,并广泛吸收传统艺术为之所用,它创造的不是单个人物的形象,而是在非现实空间中“再现”神话形象,并形成独特的戏曲脸谱文化。这些图式不是单一的重复,而是多重意义上的突变。在脸谱表现上,图形越来越简洁、明确,它是一个新的标识,是抒发各民族人民对生活充满憧憬、对剧中人物充满爱和憎的表达,它是一首无言的诗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触点。所谓传统文化特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图形的表达中,必须传达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规律、它的特性以及它对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并带着当时的大众共识,然后再把它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还要带有时代的风格,融入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在图式上要有所创新。

通过对戏曲脸谱中蝙蝠形的变化发展及创造新造型的分析,我们要学习戏曲脸谱是如何借鉴传统图式的,体会脸谱在创作过程当中的包容性。它不排斥任何图形,而是积极利用一些图形进行合理的创作,在内容和主题上进行正确的把握。就拿蝙蝠形来说,在脸谱应用中分为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十分明确,我们要领会在每一张椭圆形的脸上,蝙蝠形是如何做到适合于脸谱、适应于表演的。它在变化中要与剧情和剧中的人物的塑造达到共同点,在与其它图形的融合与整体协调中找到手法上的一致。当大众接受这种图式与创作手法之后,图式和内容又开始进一步变化——从有福、福到变成无福,从有寿到无寿的寓意改变,为了进一歩适应于构图和内容的需要,敢于再变形,敢于打散打破原来的基本型,建立起新的造型。这些形有利于表演,有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属性和命运以及对人物的评价等等,所以为了这些就必须变形,必然要与其它图形进行各种的融合,再现剧中人物的造型。但这一切都是在传统意识中进行的,它充分利用这种意识来强化对剧中人物的理解与图式上的表达。当然,在变化中也会出现一些人性中的觉醒成分,对正统意义上的剧中人物会加添一些当时民众的看法,用来影射封建社会不平等和那些将要来临的民主思潮,从而具有某种反叛精神,这些在关羽的脸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专制的社会中,人们善于利用图式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爱憎,对官方认可的人物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其价值所在。在隐喻和抽象的表达中,这些图式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们利用原有的图式稍加变化,其意义就彻底改变了,只有充分掌握和认识这些图式的来源,我们才能真正地读懂。

结 语

戏剧脸谱谱式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图式在脸谱中的延伸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些新的、有别于传统的图式,以适应舞台的表演。戏剧脸谱大胆地吸收不同的图式或图式内容为剧情需要服务,它为人物造型需要进行大胆地变化和变形,经过合理的组合排列,达到构图上的和谐。戏剧脸谱在不断的变化中由量变到质变、从具象到抽象、从单一的模仿借鉴到出现最明确最简洁的图式,成为特定的脸谱文化。这些对我国设计本土化的发展及其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实际价值和深远意义,更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曾参,等.尚书·洪范[M].贾太宏,译注.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

[2]葛洪.抱朴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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