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3年张元根据金仁顺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改编而拍摄的《绿茶》，一般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关于当代都市常见的大龄男女相亲的都市爱情故事。它也是关于一个“两生花”题材的演绎。但深入的文本分析将发现，影片深层的文化政治内涵在于展现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验的失忆症症状，后者仍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症状，这种历史失忆症使得新世纪的一代面对复杂的生活与遭遇，更多的只是错乱与迷茫。中国中产阶层的自我主体性远远没有建立。
【关键词】 中产阶级；品味；张元；历史失忆症；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都市人在金钱、商品的追求的异化生活中对感情要求的迫切，近年来网络征婚、电视相亲节目火爆。而在此之前的十年，則主要靠朋友介绍面谈。2003年张元根据金仁顺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改编而拍摄的《绿茶》，一般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关于当代都市常见的大龄男女相亲的都市爱情故事。而与一般相亲和恋爱故事不同的是，它的主要情节线索却是对一个女性两个社会身份的追踪确认的悬疑过程。（1）这样看来，它也是关于一个“两生花”题材的演绎。那么，这个影片和《苏州河》《月蚀》有什么不同？它要借此反映什么社会与文化内涵？
而这个影片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中产阶级文化场景的鲜明表现（比《月蚀》更多地深入到中产生活的内核）。比如，原小说的题目来自一首钢琴曲，这首曲子在影片里常常被用作女主角朗朗在那里演奏乐曲的酒店大厅的背景音乐。论者注意到，“酒店大厅是一个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现代性具有某种特殊共鸣关系的空间”，而这部电影中的“大部分故事就发生在这种令城市贫民望而生畏的高档地方”（2），包括大城市的茶楼和咖啡厅。不但如此，影片还“坚决地强调公共生活中私人空间的范围”，也“坚决地排除了所有能够与北京具有明显的对应性和参照性的场景，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指涉邪恶与堕落的事物”，从而“影像所呈现的世界是高度封闭的、与乱糟糟闹哄哄的市井生活是绝缘的，以至于影片中的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在摄影棚内拍摄的，而不是一系列真实生活场景的镜头”。不但空间选择如此，在具体的镜头安排上也极尽匠心，试图穷尽中国新生中产空间的奢华，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通过半透明的物质进行拍摄，这样的物质包括印有文字的玻璃、磨砂玻璃和塑料窗帘等”（3）。尽管如此，它所宣称的后现代表现方式仍然被认为是“华而不实的”，因为“它过分信赖自己华丽的视觉表象，但是在意义逻辑方面却用力不足”，而且“在叙事中包含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4）。情况果真是这样子的么？
一、迷失于双面佳人中
虽然作为原作的小说是以这个女子（吴芳或朗朗）为叙事第一人称来展开故事，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却主要是以陈明亮追踪女子的真面目为线索。这不仅是为了更容易展开对故事的表现，而且更能对“两个人”的个性表现加以演绎。
一个看上去成熟稳重但寡言少语、身着今天少见（尤其对女性而言）的灰色套装、戴着笨重眼镜、挂一张苍白无味的脸、缺乏激情（这是一个多少显得古板的理念化设计，因为我们很难在现实中见到这样的形象），同时又在读比较文学硕士的知识女性——吴芳不停地在相亲。影片一开始，她就与陈明亮首次见面，后者是一个初次露面就身着黑色风衣、打扮得像小马哥的黑马王子。这个打扮暗示陈明亮虽然是大款，但还不是粗俗的，他讲义气、有是非观念（这个改变显然是有意的，在原作中，他是“身后跟着的介绍人用手扶着他的腰，好像用枪指着他的后腰似的……身份是师大的体育老师，表情却仿佛是博士生导师”）。然而，他也以貌取人，错将同一咖啡厅衣着时尚的女子当成吴芳，而此时吴芳却身着70年代式样的中山装（这在今天的社会绝无仅有）。
在逐渐磨合的过程中，吴芳不断地给陈明亮（以及似乎每个她相亲的男人）介绍她的一个女朋友的言行（据她说她们认识十多年，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而她现在也是研究生），并不断把自己和她作对比。最让陈明亮吃惊的事情是发生在她朋友家庭中的凶杀案：吴芳告诉他，当时流传的说法是，由于不满于自己的妻子从事殡仪馆美容师的工作，她朋友的父亲对她母亲百般虐待，最终导致后者失手杀害了他；而这个吴芳的朋友在事情过了很久后，声称是自己杀的；但当时她母亲在法庭上，却承认是自己所为。吴芳接着给出了解释：她朋友的爸爸其实是误伤致死，当时他喝醉酒正意图强奸她妈，并伤害前去抢救的女儿，而被欲救自己女儿的母亲砸昏倒下，正好撞上了刀刃。
在无法追求到吴芳的焦躁日子里，陈明亮被朋友怂恿去一个高级休闲场所，因为所说那里有一位漂亮的弹钢琴的陪酒小姐，而且很容易被花钱买春。他吃惊地发现这个低胸短衣、常有着暧昧而放肆的眼神的神神秘秘、轻浮放荡、妩媚娇艳的陪酒小姐的相貌与吴芳极其相似，但那女孩却似乎患了失忆症，断然否认自己是吴芳。陈明亮百般设法挑逗她以确认她就是吴芳，却徒劳无功。
此后，陈明亮似乎陷于这两个女子（吴芳和朗朗）的情感纠葛里，无法自拔。一次，他把那个叫朗朗的女孩带到朋友的聚会中以充作吴芳。朗朗在席中为一个朋友的女人算命（这是个情节破绽，因为她此时是吴芳，而只有吴芳的那个朋友才会算命），她言语刻薄，得罪了这个女人。而后，陈明亮带着她狂奔进酒店开房，这是影片最后的慢镜头场景。
表面上，这里陈明亮和观众一样，困惑于吴芳和朗朗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细究起来，却是三个身份暧昧的人：作为文学硕士的吴芳、作为“高级艺妓”的朗朗，作为吴芳的“朋友”的从“文革”中走来的一位研究生。要理解这三位女子的命运，我们只能先从影片的表面所展示的当代市民社会说起。
二、绿茶和咖啡：当代阶级两极化后的“市民社会”
在片首的相亲时，陈明亮要了咖啡，而吴芳要了绿茶，一个细节显示她对品茶颇有讲究（先闻茶色、再慢慢倒入水中）。吴芳并且说自己不喝咖啡，而她的一个朋友（朗朗）喜欢喝咖啡，还经常在自己屋里煮，她比划着说，她朋友的咖啡壶很高，但“说老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看，可是那个价钱，可能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我两个月的助学金，加起来都不够呢”。此时片名出现。
绿茶和咖啡的区别是一种中西历史造成的品味的差异，一种文化的不同（品茶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传统，正如咖啡在西方的历史一样），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被当成财富和文化“品位”的高低的标准——我们不难想到近年当红的海派清口艺人周立波，曾经轻蔑地把京派相声郭德刚的品味差别比成北方人吃大蒜和上海人喝咖啡的差别。（5）因此，吴芳突出了咖啡壶价钱的高昂，作为一种品味/品位的象征；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身份等级的象征。
吴芳在比较咖啡壶价格和自己的助学金时的黯然神伤，以及最终她的双面佳人面目的揭示，表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无奈和投降。这在一个对话中也可见一斑：与吴芳相亲的人问她：“你们知识分子是否都不注重物质，只注重精神？”吴芳只能尴尬地回答：“这也要看人，看从什么角度去说了。”这种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中国传统有读书人“疏财仗义”“富贵不能淫”的古训），在一切向前看、无钱万万不能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已经无法存活。拜金主义社会思潮带来了道德底线的模糊，在陈明亮问朗朗为什么选择做这种性质的事情时，她回答“这跟弹钢琴一样，都是我的工作”；问她“你碰上坏人怎么办”时，她回答“没有坏人，都是买卖人”。这已经清楚点明：这个去掉社会主义内涵的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就是金钱交易、各取所需。在市场经济中，出卖肉体的女人已经被赋予一个工种即“性工作者”，以表明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工作。（6）因此，朗朗对前来买春的陈明亮说：“我没有甜嘴滑舌，这是我的职业道德。你忘了你们付了钱啊，我得让你们如浴春风才行。”
而电影似乎认同这种话语，虽然有所批判。一个相亲的、显得极其吝啬的人（在饭局中，他只点了米饭和青菜、沙拉）对吴芳说：“女人爱钱，让我心里踏实”（在原作中，这是陈明亮说的），显示他已经把感情当作一种各取所需的交易。而当他暗示要包养吴芳（让她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他，比如经济困难），并旁敲侧击吴芳要求的包养标准时，吴芳说：“男人有钱真好。我有个朋友，挺漂亮的。她总跟我说，男人不能太穷，太穷就酸了，越穷越酸，又穷又酸，最难相处了。所以，她交的朋友都是有钱人（这显示着贫富区隔造成的阶级的分裂正在形成——笔者注）。那些人都有钱得吓人。开的都是奔驰宝马，开口都是成百上千万。比你还有钱，但都跟你一样，有标准（揶揄对方的吝啬——笔者注）。成功的男人都很有标准。”她还试图把自己和“我那个朋友”区别开：“其实我对钱倒没那么热爱，就跟衣服似的，多一件少一件差不了什么。”但关于“我那个朋友”的一句却是根本不成对比的“对比”：不是“她”对钱热爱，而是“她”比“我”漂亮：“我那个朋友就不同了，就算她穿上20块钱的牛仔裤（此时镜头转向相亲男方，显示位置上已经没人——笔者注），也会让男人看了眼睛发直；因为她长得漂亮。我就不同了，穿上两万块钱的衣服，也不会有人看我一眼的。”显然，因为贫穷导致的自卑（社会以服装取人）使她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她对表白感情的陈明亮说，他不过是把她当作扶贫对象），并且不择手段地挣钱；可她又想把自己区隔开，以保持知识分子的自尊。但她无法免俗，为了社会的观感而喝绿茶减肥。（7）
在这个异化的、没有信仰的社会里（我们在影片的主人公那里已经见不到任何传统——无论是古代传统还是现代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印记），纯粹的文史知识敌不过能挣钱的理工技能，甚至也比不上迷信算命能来钱。吴芳说朗朗会用茶叶算命。她能说出很多初次见面的人的性格特征，还有大致命运。虽然陈明亮说他不相信，吴芳却说：“有很多人相信……她给一些人算命时我在旁边看着，我觉得她根本就是在故弄玄虚。可是被她算过命的很多人后来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又回来找她，他们说她算得很准。”这个异化的、充满压抑的社会已经需要依赖这样的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平衡心理，在自我麻醉中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生存。
而更能直接反映阶级分化后的社会，当然是中产阶级流行的爱情观。人们在“爱情”中寻求的常常是纯粹的外表，因此作为硕士的吴芳对自己的外貌极度自卑。而关于森林和罗马型女人的区别更体现了市场化时代对女人的物质性“解构”。陈明亮的朋友对他说“那小女人（朗朗）是森林型的女人，表面上看，到处是路，等你转来转去，转到最后还原地踏步，除了假象就是陷阱，根本没路”，这指的是她作为艺妓，卖身但从不献出自己的真心；而另外一种罗马型的女人“表面上没路，实际上处处是路”（8）。在爱情中，人们寻求的是手段，而非心灵相通：在朋友的聚会上，吴芳和朗朗合为一体的女人讽刺一个和她争风吃醋的在场朋友的女友道：“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也很有手段，擅长把握男人的心理，能让男人围着你团团转。”然而，这种讽刺本身也说明她自身的焦虑。
而吴芳追求的爱情和陈明亮对她的迷恋，看起来似乎是对这个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动。吴芳以女硕士的社会身份相亲，表明她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的女朋友朗朗”更可靠的伴侣。（9）但正如陈明亮反问她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因为你寂寞、孤独，跟我一样”，她急于征婚，恰是出于在统治人们意识的主流中产婚恋观下，对青春易逝的焦虑。而陈明亮作为一个大款，虽然他自己也受到朝三暮四的女人抛弃，但他其实也是维持这种机制的一部分——他第一次见面就要求开房发生关系，以一种吴芳称为“无赖”的态度追求她，还自吹自擂。这也是今天中产阶级社会里褒扬的爱情观——不顾一切地“无耻”地追求到自己的目标。
但实际上，陈明亮在以朗朗为另一面的吴芳看来仍然显得纯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了解你了。”因为她经历了各种风月场上的男人。而陈明亮的稚嫩在后面的情节里也得到证实：他壮着胆子，才把一朵鲜花递给正在弹钢琴、无论在朋友嘴里还是在现实中都已经显露容易得到手的朗朗，这使朗朗对他报以会心一笑。虽然陈明亮的职业没有点明，但他“不相信”迷信预测和命运说明他仍然相信个人奋斗。这是今天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对自我的迷信、对金钱的矛盾态度，其问题和进步性并存。
三、歷史经验下的精神分裂症
表面上，影片的情节是个关于保守和“现代”之间对比（我们看到两人聊天的场所有时在都市里的园林般庭院，这正表明影片的主题之一：“现代中产价值观”中的传统意识的存在）或者性压抑导致变态双性（格）的故事，可以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包括显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这些概念）上得到解释。但它们无法完全解释吴芳（或朗朗）的变异，而且这个社会早已不是性压抑的年代。（10）而无论吴芳还是朗朗，都没有让人感觉性格上有什么扭曲的地方。因此，这种“双性”需要从他处寻找原因。
吴芳评论朗朗“我觉得她一点意思都没有，挺玩世不恭的”，但却同时担当这个自我贬损的角色。她的两个身份表面上看，是这一人格分裂的产物或精神病症状；但造就这一症候的，却是这个异化的贫富悬殊的社会。这表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和毛泽东当面评论的一样，属于小资产阶级（小市民阶层），本身具有双面性质的动摇性和脆弱性。作为收入微薄（尤其是文史知识分子，而理工类技术人员也在受着残酷的剥削、加班加点而所得远低于产出）的小市民，吴芳虽然在显意识里觉得朗朗“没意思”，但在潜意识里自我身份认知已经动摇。她身着过时的中山装，让人觉得她“太保守”，可是实际上无法免疫于强大的流行观念——知识分子并非天生对社会流行观念有强大免疫力，普通知识分子被迫成为高级娼妓（一个能弹钢琴的艺妓）——这也许是影片不经意透露的信息。正如吴芳对陈明亮说的“有些人看上去特别的坚强，实际上那是脆弱的表现”。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她的精神症状的另外一个历史动因。吴芳说她的这个朋友“是她妈一手带大的，她妈妈那些经历影响了她”。吴芳/朗朗的母亲是殡仪馆化妆师。她被丈夫训斥为“回家来带死人味，板着死人脸”“戴手套都带着死人味”。这不仅意味着她从事的是被今天的一般人视为避之唯恐不及、却都需要的卑贱职业，也意味着今天的劳动已经分出贵贱。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包括淘粪工人时传祥在内的旧社会受鄙视的最底层劳动者却获得了最高荣誉，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握手亲切接见和勉励。表面上，吴芳说朗朗父亲的发怒是因为她妈隐瞒了她当化妆师的经历，但当我们进入历史现场，看到底层劳动者在当时的地位和荣誉时，我们无法信服当时对于劳动者有这么强烈的尊卑贵贱之分。因此，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当下的“回忆”和解释（她当时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而真正的原因在他处。当吴芳描述她朋友的爸爸：“用一根筷子，使劲敲饭碗的边，问她有没有放毒药”、对她妈妈说“我倒了八辈子霉，娶了你这个丧门星”，以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时，这都表明是她朋友的爸爸自己精神出了问题。而朗朗的话其实也暗示了真正的原因所在：
我爸也是挺没出息的那种。他年轻的时候，写了一话剧，那时候还是“文革”呢，一下子出了名，成了一风流才子。那时候也有“追星族”呢。不过没现在这么狂热。我妈长得特别漂亮，是他从好几百个姑娘挑出来的呢。可是我爸一辈子就写了那个剧本，就风光了那么几个月。
这个“文革”时期的写手在几个月内，从被捧上顶峰到“四人帮”失势而被贬入地狱，才是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所在。这段历史不但造成他的命运的转折和死亡，也给女儿的命运笼罩了阴影。但当时才十四、五岁的女儿虽然简单知道他的落魄，却对历史和政治的压迫毫无兴趣和能力知晓，因此认为她爸“没出息”“一辈子就写了那个剧本”。
其实，不但这个父亲对历史的巨大转折难以适应，即使是入狱近二十年的母亲也难以适应今天的社会。吴芳说，“那个朋友的妈”“前年被提前释放，但是呆了一段又提前回去”，她回到监狱是因为她“不适应外面”。而原来的小说里写得更清楚：“她在外面已经不适应了，觉得监狱好。监狱里有工厂，织手套的。她妈妈回去当技术员去了。” 这个巨大变迁的时代和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相差如此之远，使得这个母亲宁愿回到监狱，也无法面对这个更异化的世界。
结 语
影片风格化的摄影暗示了对于以资本或财富为形象的现代性的赞美，使得它变成一种对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精神空虚现象的延伸性评价；而对在开水中旋转、交缠的茶叶的特写镜头，提示着机会与命运（“有时，命运就是几片绿色的茶叶”，剧本中写道），也让人想起当代中国社会中暧昧的阶级流通渠道。但总体而言，影片中的中产阶级空间，是一个“由杜可风的摄影牢牢缝合的封闭世界，绝不允许现代中国城市面貌（灰暗的一面）出现在中产阶级私人领地平滑的表面”（11）。
在原作中，吴芳和朗朗虽然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不同的身份是先后出现的（12），而且陈明亮并没有亲自去探寻这个人（只是听吴芳转述），改编后的情节显然是为了成就一个在爱情追寻中探寻身份的故事。然而，这个身份的故事又可以读作市场社会里一些阶层的寓言：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丧尽斯文，成为一个两面的高级艺妓；而如陈明亮和他的朋友以及众多相亲者这样的大款（市场经济的英雄，如陈明亮的装束展示的小马哥的冒险家形象）则可以凭借自身财力选择她们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于“文革”时期社会经验的失忆（其实是无法解释）仍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症状，它的悲剧以及导致的时代转折今天仍然很少被青年人提起，而每当提起时也是被当作一场不可理解的梦魇。在这个全球资本时代带来的中产社会的幻象中（这个幻象表现为影片中的都市嬉皮士阶层生活的中产生活空间，而之所以是幻象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保障，不像影片中表现的这样总是优游自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失忆症（13）在这里却是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失忆症。当在“文革”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长大后，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他们当然也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社会的过去和今天。“绿茶”作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种、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之一，因此无法和咖啡所象征的西化中产品味/方式相抗衡；（14）在“彻底否认”带来的梦魇制下，它仍然生活在自卑和失忆之中。新世纪的一代，面对复杂的生活与遭遇，更多的只是错乱与迷茫。中国中产阶层的自我主体性远远没有建立。
注释：
（1）记者也注意到“整个故事也不是以情感的變化作为主线，更像是以揭示吴芳和朗朗的身份为线索的一个悬疑片”，面对记者的疑问，导演张元坚持这是一个“爱情片”。参见张磊《张元三答观众：〈绿茶〉是彻底的爱情片》，《北京青年报》2003年8月25日，http：//yule.sohu.com/36/99/article212449936.shtml
（2）（美）皮特·西区柯克：《从痞子无赖到上层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新“中产阶级”显影》，刘宇清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3）评论者也注意到，摄影师“也经常使用头顶镜头来展示器物摆设（比如烟灰缸、茶杯和餐巾等）和身体距离（亲密的身体距离）的重要性；甚至当摄影机静止不动的时候，画面也是和细节的运动一样生动的。在《绿茶》中，这种镜头不仅消除了吴芳和姜文扮演的陈明亮这两个角色之间的重量，而且使影片的叙述具有一种圆润的意味。”同上。
（4）同上。
（5）2010年，深受上海人欢迎的周立波在一次节目中说拒绝和郭德纲同台，说是地域文化有“大蒜”和“咖啡”之别。“吃大蒜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 芳香洒向人间”，以此讽刺郭德纲。很多网友都看到，周立波的话实质上代表了一种阶级的划分。
（6）表面上，它尊重了卖淫女的尊严，实际上却是为资本利益遮羞——为此呼喊的人甚至呼吁应该为这个“利润”极大的“产业”征税。
（7）这是朗朗亲口承认的。而陈明亮说她并不瘦。这样看来，吴芳没有表明为何自己喜欢喝绿茶的原因也在于此了，至少潜意识里。
（8）这与原作的意思恰好相反。原来的小说是“他（陈明亮）对绿茶没有研究，但他自信对女人很有研究。他认为女人不外乎就两类：森林型和罗马型。在森林里，你看见有无数条路、无数种可能，所以在森林型女人面前，男人容易迷路；而在罗马型女人面前，男人容易迷失自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另外的路上，正有多少人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参见金仁顺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作家》2002年2月号。
（9）吴芳说“她的男朋友，换得比天气还更快”；无论“她”是否是作为艺妓、平时为金钱逢场作戏应酬男人的朗朗。
（10）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进入了性解放浪潮。人们普遍公认的是，今天人们对性行为的宽容和多样化，远超过表面呈现的样子。
（11）参见（美）皮特·西区柯克《从痞子无赖到上层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新“中产阶级”显影》，刘宇清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12）还是吴芳告诉陈明亮：“朗朗弹琴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男人。他是听朋友们说起朗朗的特殊身份的。起初他不相信，他说看上去比早晨的露珠儿还纯洁剔透的女孩子，怎么会干这个？别人说你不相信干吗不去试试。他就去试了。结果证明在社会的某一方面他是個天真幼稚的男人。他们过了一夜。天亮时他们分手了。朗朗接着去做自己的事儿，男人也接着过自己的生活。半年以后他离婚了，两年以后他和另一个女孩子谈起了恋爱。一年以后他们决定结婚。这期间他去一所大学开学术会议。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女研究生。她身上的很多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连名字都改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参见金仁顺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作家》2002年2月号。
（13）参见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失忆症的相关论述。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评论者对于影片中以绿茶和咖啡对比的寓意的下列评论也值得注意：“咖啡在中国是由新富人阶层培养起来的一种‘趣味的崇拜物，在北京不断疯涨的星巴克连锁咖啡馆（Starbuck）中供奉和供应着。吴芳对绿茶的钟爱具有一些纯粹的、中国化的因素，在这里，绿茶的特点是与吴芳的知识分子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她的眼镜，故意的、考究的、不修边幅的衣着设计等）。但是，影片中所表现的咖啡馆和餐厅则着重强调绿茶在上流社会的位置、强调上流社会环境高价消费的绿茶将会形成和传播一种新的休闲空间和新的等级空间，而不仅仅只是讲述绿茶在中国的历史。毫无疑问，张元非常清楚绿茶作为一种芳香、微苦的健康饮料在西方社会与日俱增的受欢迎程度，因此，绿茶在此处的功能也许具有某种谨慎的跨国主义动机。”参见（美）皮特·西区柯克《从痞子无赖到上层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新“中产阶级”显影》，刘宇清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晓平，曾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代理主任，现任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
